宮頸癌

埃萊諾做了子宮內膜活組織檢查，未確診，但情況不妙

埃萊諾告訴我，巴氏檢查異常最可怕的部分是帶給她的孤立無援的感受，好像她的身體是敵對細胞的避難所，它們在忙着搞破壞工作，她對阻止這一切卻無能為力。然後就是沒完沒了的檢查，和永無休止的等待結果。

“是不是我以前做了什麼壞事遭報應了？”一些女人問我，但是我回答不了。我會說，那些不做愛的女人永遠不會巴氏檢查異常，但是，假如我這樣回答，我豈不是在批評一個女人富有的激情，或者因為她有好幾個性伴侶就對其進行譴責？我經常說，正如吸煙會導致許多其他疾病一樣，宮頸癌的產生與其密不可分，如果某個女人吸煙，我就會懇請她戒掉。我應該提起過，女人開始性行為的年齡越小，性伴侶越多，那麼她的巴氏檢查就越有可能出現異常結果。對於我的大多數病人而言，我的警告來得太遲了。在給年輕的姑娘們做初次查體時，我總是和她們討論這個話題，這是一個談論性、疾病、尊嚴和了解自己心理的最佳時機。我告訴每一個婦女，如果宮頸癌被及時發現的話，那麼它是可以治癒的。

在我們診所里，患宮頸癌的人非常少見，但是巴氏檢查異常的人卻很多。通常這些病變是暫時的、低難度的、可醫治的。儘管如此，哪怕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毛病，其診斷和治療的手續和檢查也極其繁瑣，這讓病人和醫生都感到疲憊不堪。對一位女人而言，理解這些緩慢而令人厭倦的過程很困難。同樣，解釋這些檢查必要性的原因對我們而言也不簡單。病人必須反反覆復來到診所，脫掉衣服，不得不忍受檢查和取活組織時帶來的一些小小的不適。當其重複的次數過於頻繁后，這些不適就會變得幾乎讓人難以忍受，並成為長期的痛苦將病人擊垮。

那天早晨，埃萊諾來診所做她的陰道窺鏡檢查和子宮內膜活組織檢查。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樣，她顯得很勇敢，我清楚這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當艾米麗，我們的另一位主治醫師，用又長又細的吸液管在她的子宮內膜取樣品時，埃萊諾保持着沉默。然後她用醋酸來擦洗埃萊諾的子宮頸，這種酸性的溶液能夠使異常的子宮頸組織變成白堊色，而屋子裏充滿的味道讓人聯想到了煮過火的雞蛋，紙杯也被染成了藍藍紫紫的復活節彩蛋。通過長頸顯微鏡，艾米麗在埃萊諾的宮頸上三塊看起來可疑的區域中取下一些活組織樣品，然後把這三小塊活組織樣品保存在一個裝有防腐劑的塑料小瓶里，經過振動和搖晃，這些無色透明的溶液變成了淡粉色。病理學家在仔細研究后，可能會從這三小塊組織里找到癌細胞。

我想轉移埃萊諾的注意力。就在艾米麗剪斷第一塊活組織時，我問：“你老公好嗎？”在艾米麗第二次、第三次“打孔”時，我說：“我很喜歡你的項鏈。”這是身為護士和同時又身為女人的我幫助病人對付肉體侵犯的一種手段。一個男人會問一個病人的“老公”身體狀況如何或者說出“我很喜歡你的項鏈”這樣的話嗎？

檢查結束后，埃萊諾穿上了衣服。她整理好襯衣穿好夾克后，對着不知我們兩個中的哪位問了一句：“你覺得一切都正常嗎？”

艾米麗忙着處理這些樣品，什麼都沒有說。她的沉默堅定了我原來的懷疑--她認為這些活組織檢查結果將會驗證宮頸癌的診斷。那麼，現在只有一個問題要處理，就是埃萊諾需要什麼樣的治療，以及治療的強度應該是多大。或許她需要進行閉合電路電外科切除治療，或者電圈切除術（ＬＥＥＰ）--一種我們在診所做的相當簡單並迅速的機動切除，就是用一根細細的金屬線從宮頸上把那些病變組織切下，從而除掉癌細胞。或者她需要做一些更複雜的手術，例如錐形組織檢查。這種手術必須在手術室中進行，當醫生為了切除所有的異常組織而從病人的宮頸上挖下一塊大面積金字塔狀的樣品時，病人必須處於麻醉狀態。或者她還需要一個難度更高的治療--子宮切除、癌症分期，還是化學療法？

雖然我努力使自己的神態看上去比較樂觀，我仍對埃萊諾的狀況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我們的男醫生埃里克，對此不屑一顧，但是我們診所里其他人都相信女人的直覺。我們通常會有一個不尋常的前兆。然後我們或者發現未付賬單，或者感到沮喪，或者嬰兒跌下床，或者當我們一個人值班時有人不斷把電話撥通又掛上。

還有另外一種直覺，那是最優秀的醫生和護士在從業多年後形成的預感。就像我們一走進病人的房間，就能嗅出麻煩一樣。有時，在治療準備前，我們為病人安排的檢查更多靠的是這種特別的本能，而不是那些生硬的醫學依據。我們會猜測，有時甚至可以猜到病因，某些病理學家甚至比病人能更早地描述出這些癥狀。“我清楚是怎麼回事。”我曾聽一些護理人員說，“我只不過是憑骨子裏的感覺。”

有時我想知道，我們稱之為“女性健康”的與身體有關的信息是否主觀多於客觀。是否有一組可靠的事實和數據，因為適用於所有女人，所以對我們每個人都精確無誤？還是因為每個女人在檢查室里的個人狀況有所不同，從而導致事實改變？不像心（臟）病學、肺病學和神經病學的規律，對我而言，女人的健康有更多的不固定性，潮起潮落，猶如瞬息萬變的海水圍繞在每一個女人的腳踝邊，潮汐的風格永遠隨着每個女人的特定存在而變幻。我更願意接受這樣的現實，就是女性健康的世界中應該是直覺與數據並重--即使統計數字並不總是我們希望的那種精確或者可靠的標準，即使直覺轉瞬即逝只對焦慮敞開大門。

當埃萊諾離開診所時，她轉過身盯着艾米麗。“那麼，”她說，“既然你不回答我的問題，那就是情況看起來很糟了？”

這個可怕的暗示，猶如一枚薄薄的金幣，從門下滾了進來。

“現在還很難判斷，”艾米麗回答，並沒有把頭扭過去，“只有活組織檢查才能給我們

準確的診斷。”她輕輕捏了捏埃萊諾的胳膊，“七天以後我們就能拿到檢查結果了。”

診所牆上的鐘在嗡嗡作響。當水滴入到不鏽鋼水槽並從艾米麗留在那兒待清洗的器械上彈起時，發出了接連不斷的沉悶的“吧嗒”聲。猶如涓涓溪流般暗淡的玫瑰色血液從鉤針和活組織打孔機上慢慢流淌下來。艾米麗的助理護士克萊爾注視着我。

眼睛的語言是我們護士彼此之間共同享有的，其他人不會讀懂，不管是病人，還是醫生，甚至是我們的家人--毫無疑問，這個無聲的交流是在長期的互相支持中形成的。我們沒有消極等待，而是盡最大努力做一個護士應做的事：接觸、傾聽、觀察、解釋、教育、指導、安慰、等候、記憶。我們彼此之間也互相幫助。

雖然我是一名護理醫生①，在醫院裏的等級要比實習護士高一些，但是從職責上講，我仍然更接近於護士而不是內科醫生。我沒有丟掉最初的同事關係。當克萊爾看到埃萊諾堅定的目光並感受到她內在的孤助無援時，她轉向我，而不是艾米麗。克萊爾和我都看到了那枚小小的、閃爍的恐懼金幣滾進了房間，最後落在了埃萊諾的腳邊。

我陪着埃萊諾穿過走廊，通過診所大門，走進大廳。

“不要緊，我想它不會是癌症的，”埃萊諾說，“對這一點我確信無疑。”但是她嘴角的收縮背叛了她，還有她那雙大大的突然抓住筆記本忙亂翻起來的手，看上去她還需要更多的東西來掩飾自己。

這是一個尷尬的時刻。假如她轉而問我“你是怎麼認為的”，我應該說些什麼呢？偶爾當病人這樣問我時，我就會掌握提問的主動權，反問她：“你希望我怎麼回答？”

“我想讓你告訴我，那不會是癌症。”埃萊諾可能會這樣回答。或者也許是：“我想讓你向我保證，即使我得了癌症，仍然會有很多人愛我。”

但是她什麼也沒有問，我們沉默着一起站了一會兒。正在這時，醫院的運輸工、醫生、護士和男人們用擔架推着病人，從我們身邊匆忙跑過。我和埃萊諾道了別，我在轉身離開的時候拍了拍她的胳膊，一個健康的女人從我面前擠過去，穿過大廳去了自助餐廳，我的白色實驗室外套在空氣中飄動着。

我在一個口袋裏裝上聽病人心臟的聽診器，用來計算懷孕日期的日曆盤，和一些分好類的用來寫處方的鋼筆。另一個口袋則裝進了一個厚厚的黑色筆記本，我用它來記下了所有的公式，所有的藥物處方和所有重要的電話號碼。這種裝備讓我看上去似乎準備得很專業，有時我也的確這樣認為。有時，我感到自己像一個冒名頂替者。儘管我收集很多事實，但是我卻不能確診任何癥狀。不管我治癒別人的願望有多麼強烈，我知道有時痊癒是不可能的。

當我端着盤子排隊等午餐的時候，那些穿着白色外罩和綠色清潔服同樣也在捫心自問的男人和女人們將我包圍。我假裝自己就是他們中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