鈣化組織被切除

鈣化組織被切除

我的乳房活組織手術,可敬的派特諾醫生,鈣化組織被切除,良性

直到上午十一點,我的活組織檢查才被安排好。我走進了外科手術準備室,在這間小巧宜人的配有電視、豪華地毯和私人浴室的更衣室里,護士讓我脫掉衣服。隨着身上衣物逐件地脫下——我的褪色的藍T恤、我的牛仔褲、我的棕色涼鞋、我的手錶、我的胸罩和內褲——我變得越來越像個病人。我越是裸露,越是難以定位具有母親、護士、作家和妻子多重身份的“自我”。

我穿上有條紋的罩衣和紙質拖鞋。十分鐘后,一名“運輸工”敲門進來,然後把我“裝卸”到擔架上並推到了放射科。乳房活組織檢查的第一步是確定有問題的區域——腫塊,或者像我這種情況,微鈣化。因為這些變化肉眼看不見,所以外科醫生需要一個“指導路線”,一些抵達乳房深處的“行車圖”,以此找出病變然後準確地切除這部分組織。在實施活組織檢查前的半個小時,我拍了個乳房X光照片,以推算出這個聚合物或微鈣化的角度和深度。當我的乳房被緊壓的時候,一位放射醫生把一根針穿進了我的皮膚並縫進了一根細線,即KOPAN’S線,它在針的引領下到達了目標區域。醫生沒有為我實施局部麻醉。因為那樣可能會使組織膨脹變形而不能進行準確定位。

當我再次面對這台乳房X光機時,我坐在了一個高凳子上,就不必再站着了。“我們不得不讓你的乳房在壓力下保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技師說,“有時這會使女人感覺頭暈。”

她脫掉了我的長袍。房間是陰冷的。

她讓我前傾。然後她捏起我的右側乳房,平滑地用普列克斯玻璃板把它壓扁,不斷地調整,如同那是一件起褶的織品,她要把它熨平一樣。我的乳房感覺怪怪的,好像它已經不再屬於我了。另一個技師換掉了上面的一塊玻璃板。這個新換的板上有幾個孔。

“我們要拍張照片,然後醫生會從其中的一個開口把針插進去,”剛才的女人說。“我們將用另一張照片來對微鈣化區域進行定位。這段時間內,我們將這樣一直夾着你的乳房。”

玻璃板壓了下來,一英寸一英寸地,帶着摩擦聲。我的右臂被鉤起放到了一個架子上,肩膀扭曲着以便於他們進行操作。我的乳房在持續的壓力下不斷變小變平,直至麻木。整個過程中,我四處張望,並和技師們聊他們的工作和醫院裏最新的消息。我試着忘掉我裸露的身體、扭曲的姿態和冰冷得指甲呈灰藍色的手。剋制是我惟一能保持住的良好狀態感覺的方式。

技師躲到鉛質防護屏後面,機器“嘎嚓、嘎嚓”地拍下第一張X光照片,像一串粗啞的咳嗽聲。他們離開房間去沖洗膠片,然後拿給放射醫生看,他將進行定位,然後把引導針插進我的乳房。我在房間裏等着,猶如被扭曲着固定在基座上的螺絲釘。技師離開了十分鐘。我覺得好像過去了半小時。

“對不起,”其中的一位說著走進來,帶着颼颼冷風,“外面一團糟。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兒。醫生正在處理另外一個病人。”

沒五分鐘,放射醫生急匆匆趕來。我的頭扭到了一側,所以看不到他,但我知道他不是上次和我交談的那個。

“我是蓋爾曼醫生,”這個新的聲音說,“現在我要插針了,一般這不會讓女人們太難受。”

我猜想他的意思是我應該感覺不到有任何疼痛,或者說至少不是我認為的那樣痛。他的預想讓我狂喜不已。

他通過上方玻璃板的一個小孔捻動着鐵針。一陣灼熱的刺痛從乳核傳來,我感到有點眩暈。“那兒,沒什麼大問題。”他說完就急匆匆離開了。銀色的標杆插在乳房上就像掛着飄揚旗幟的旗杆。

技師們又拍了一張照片以確保插入點位置無誤。然後他們又離開了。我的肩膀,仍然扭曲着,疼痛着。當我再一次感到頭暈的時候,我開始慢慢地做深呼吸。

“好了,你的問題差不多全搞定了。”他們風卷而入,邊說邊隨手把金屬X射線板放在了小柜上。他們稍稍減小了乳房上的壓力,然後我們等放射醫生回來。我們又聊了些家長里短,又聊了些他們科室的問題。

“你知道,”他們說,“診所里一樣也有派系紛爭,沒錯吧?”

我不希望和他們談論工作。我希望他們把我當作一個病人而不是同僚。假如我是個病人,我就會說我感到眩暈,這讓我感到恐懼,我的乳房的疼痛已經燃燒到了白熱化。作為同行,我不得不強顏歡笑,很老練地侃侃而談。

放射醫生回來后取掉了針外鞘,一陣劇烈的令人作嘔的牽引感過後,KOPAN’S線留在了那個位置上,線的末端在我的乳房裏面張開,就像一隻正在瞄準的細小的箭。手術中,醫生的手術刀將沿這條線切開我的乳房。據此可以推斷,看不見的微鈣化點就潛伏在那條線張開的末端。

技師把垂到我皮膚上的軟線用膠布固定住,然後在上面敷了一大團紗布。在他們扶着我回到擔架上時,我說“我不想躺下”。於是當“運輸工”把我推回電梯時,我坐了起來,想看看我們要去哪兒。先升到四層,然後進了手術區,他們把我“停”在主手術室接待處外面的小間裏,將我臉向外地“卸”在那兒,好像我的擔架就是他熟練操縱的小汽車。緊挨着我的是一捆搭在牆上的亂蓬蓬的拖布。

利用等候的時間,我開始觀察手術室的秘書。一頂綠帽子蓋住了她的頭髮。她的綠色手術罩衣前面繫着一個小氣的蝴蝶結。偶爾,她抬頭看看我,但她什麼都沒說。我努力使自己看上去比較幹練並沉着冷靜,好像我在這裏僅僅是為了參觀手術。

“你的醫生馬上就到,”另一個女人從拐角出現,淺棕色眼鏡,紅頭髮,“我是你的麻醉醫生,我現在要給你做靜脈注射。”

她的名字說得太快,我根本就無法聽清楚。

“我只做局部的,無知覺麻醉,”我回答,提醒自己盡量用恰當的詞語,那些專業術語。

她的眉毛,也是同樣的淺棕色,揚起在她的眼鏡上方。“哦?”她說,“這麼說我不必在這個屋子裏嘍?”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回答。

一個護士來到擔架的另一側。她沒有做自我介紹,只是說:“我聯繫過你的醫生,他說無論如何都要你做靜脈注射,以便於手術順利進行。”

我的心臟開始猛烈撞擊,“怦、怦、怦、怦”。瞬間,我喪失了一直緊緊抓住的對良好感覺的支配。如果我能設法堅持下去,如果所有病人都能這樣做,那麼我們將與醫護組保持平等,而不是成為他們的犧牲品或被動的接受者。我們將有能力和權力去告訴他們,我們能夠忍受什麼,我們不能忍受什麼。他們會聆聽我們的心聲,為了配合他們的治療我們需要幹什麼。

麻醉醫生開始靜脈注射,並用三條細長的透明膠帶把靜脈注射管固定住,液體慢慢滴進了我的靜脈血管,一個冰冷的手指沿着我柔軟的胳膊內側直直地劃過。護士把我的擔架搖搖晃晃地推到急診室,交給正站在那裏看管着她的工具的消毒技師。我被轉移到了手術台上,它又黑又窄,冰涼得像蛇皮一樣。

我聽到主治我的醫生的說話聲從走廊里傳過來,嗓音深沉而有磁性。當護士把我胳膊上的血壓計橡皮箍袖紮緊時,我聽到了他的腳步聲,然後,當他俯身在我頭頂時,我透過綠絲網口罩看到了派特諾醫生褐色的眼睛,在他的瞳孔里我看到了自己的眼睛。他以前從沒給我做過手術,但他卻赫赫有名。“如果你的乳房組織有病變的話,找他沒錯。”醫生們曾經告訴過我。和我交談過的每個女人也都這麼說,但是她們經常將他的人品與他的技術相提並論。“他太好了,”她們曾告訴我,“無微不至,溫柔隨和。”

“這裏很冷,”他說,“你是否感覺舒適,對手術能否成功非常重要。”然後他要了幾塊毛巾,於是護士從加熱裝置中取出幾塊熱騰騰的白色大毛巾。他把熱毛巾纏在我的頭部和脖子上,兩個胳膊上又各裹了一塊。“咔噠”一聲,他給手術台上了鎖,然後讓我的膝蓋彎曲,把墊子滑到我的腿下面。他要了一雙拖鞋給我穿上,然後把另一塊熱毛巾包在我的腿上。有時護士像醫生那樣敏捷,就像她們擅長診斷什麼病症或知道如何去處理這些不適一樣。同樣,有時醫生也會像護士一樣富於同情心,讓人能從中得到慰藉。

當護士用滿是泡沫的肥皂清洗我的乳房時,肥皂水流進了我的腋窩,浸到了後背,派特諾醫生去前廳消毒了。護士把一個金屬板墊在我的臀下,它會確保醫療組使用BOVIE單級電刀實施電烙術時我不會受到強烈刺激。BOVIE單級電刀能用來封閉流血的血管,同時又可以像刀一樣切開組織。就在醫生回來給我的乳房實施局部麻醉前,護士把一個深綠色布單搭在我頭部上方的支架上。手術室從我的視野里消失了。在如同帳篷支起的被單下,一切看上去都是青翠的、潮濕的。我的呼吸變得急促,我的臉開始漸漸發熱。麻醉藥物滲透到了我的乳房裏面,我感覺到醫生的手開始拉動和擠壓我的組織。

當他用烙器進行燒灼時,輕微的刺痛從我的乳房一直傳到了後背。組織受到烙器的切割的同時,血管又被密封起來,一股燒焦的肉味瀰漫在空氣中,穿過帳篷的纖維透了進來。如果我閉上眼睛,我能把自己分割開來,只把我的乳房留在桌子上,任由醫療組人員用他們那技藝嫻熟的手去處理。護士打開收音機調到一個老年頻道時,我點着腳為那些我從六七十年代就熟悉的歌曲打節拍,消毒技師也和我一起哼唱起來。不時地,護士會俯身在我耳邊低聲說:“一切進展順利,你還好嗎?”

我意識到,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把我們召集到了那個房間裏,包括醫生、護士、消毒技師和我。我們都急切地想知道身體的微觀世界,想了解其複雜的構造,從而揭開人體的奧秘。無論何時,我們都會為身體掩藏部分的欣然展現而激動不已。用小手電我們能窺見曲曲折折的外耳道,還有陰道、咽喉、錯綜複雜的長長的脈管等這些身體的其他通道,還可以藉助於光亮的鋼具或柔軟的導管在其中穿梭。富有彈性的肌肉和組織,顏色像鮭魚一樣鮮艷的半透明的大腸小腸。還有皮膚,忠心耿耿地守衛着身體的內部;然而,必要時,卻輕而易舉地在刀刃下屈服。我愛我的身體,這種聲音發自於我思想叢林深處的寓所,哪怕它背叛了我。

我記起了我做醫護人員這些年中結識的那些勇敢的患者,想起我經歷過的許多令人難忘而恐懼的時刻,因愛而生的令人恐懼和震驚的行動時刻:外科手術中,我手捧一個男子的心臟站在一旁;觀看住院醫在屍體上練習他的手術技能;一個精神病女人跑出了重症護理中心,而床墊還捆在她的後背上;被燒傷的男孩,腿和融化的聚酯褲子粘連在一處;站在產房裏的內科醫生把剛接生出來的奄奄一息的早產男嬰抱在懷裏,不斷晃動,哼着歌,因為孩子的父母因驚嚇過度而不知所措;垂死的男子赤身裸體逃出醫院跑進雪地,為了他人生的最後時刻;父親給自己的兒子驗屍;因流血過多而死去的修女,她的血把牆壁和天花板映上了斑斕的彩虹般的顏色;一個呼吸機上的男子,當他醒來時告訴我,他能聽到我對他說的每件事情,一夜復一夜,是我讓他把握住了生命。

我是那樣幸運,因為我沒有處在職業生涯的開始階段,不像這個年輕護士,所有的事情她還不明白,她甚至沒有觀看這些過程的權力!而我,像派特諾醫生那樣,從容地走着自己的路。如果我能夠一如既往地愛護我的身體,不管是強健的還是脆弱的,都一視同仁滿懷關愛和同情,那麼我該有多幸福啊!

“在那兒,”醫生說,我感覺他的手抬起並離開了我的身體,從我的乳房上切開的口子

里扯出一塊五分鎳幣大小的肉。被叫來的一個勤務人員火速把活組織送到放射科進行放射線檢查,在那裏將用X射線確認乳房X光照片原件上看到的全部微鈣化是否全部存在。我們在手術室里等待着,十分融洽地談論着關於西蒙和加豐克爾的熱門話題。

等到放射醫生打電話說,是的它們都在那裏,一叢白色的鈣像閃動光澤的米粒四濺;等到派特諾醫生把我乳房上打開的“蓋子”合上,用精細的縫線層層縫合了乳暈處的彎曲刀口;等這一切都結束后,我坐在輪椅上離開了手術室。當護士從我身邊快速掠過時,我對戴綠帽子沉默的秘書揮手告別。活組織被送到了病理科,在那裏它將被進一步研究,然後要在幾天後,我才能知道結果。

直到現在,在我右乳房的輕微的凹陷上方仍有外科手術時留下的一個不明顯的紫色斑點。雖然現在的我比賴利醫生辦公室里的十幾歲時的我要睿智許多,但是這次經歷使我確信了一件事,我曾經有所體會而如今才徹底領悟:作為一個女性患者,將有多少困難需要克服。因為我們的大部分生殖器官存在於體內,即使對婦女健康的常規檢查和處置程序也極其具有侵犯性,這讓我們感到了自身的脆弱。要“勘探”清楚女性的身體,我們必須擴張器械,植入探針,直達深處。

而且,幾乎每個女性器官都表現得既真實又富有象徵性——乳房,既能用來哺乳又能帶來快感;陰道,迎接生命的通道,卻成了文學和談笑中的禁忌走廊;子宮,嬰兒棲息的巢穴,當無用時又被視為我們的敵人——於是,在這些區域進行的操作無論在生理還是在心理上都會產生反應。所有的器官都代表着色情和性慾、生殖的優雅和本能的衝動、少女時代的天真和衰老沒落的演變。男人也是一樣,他們的陰莖,還有藏在裏面的前列腺,一個栗子大小的腺體固定在盆腔里並纏繞在尿道始端。摘除前列腺,切斷神經,會使男人陽痿。接受前列腺檢查時,男人必須像胎兒一樣蜷縮着暴露自己,像女人一樣,每年一次,忍受着檢查者戴着手套的手指的摸索。

我的活組織檢查呈陰性。周五下午,就是外科手術后的第二天,派特諾醫生打電話告訴了我。我原以為他打電話只是為了讓我繼續去做檢查,沒有想到他會這麼快就從病理科得到了診斷結果。

“你好,”他說,“你感覺還好吧?”

聽到他的聲音我很高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的乳房很敏感,”我回答,“還有些腫。”實際上,冰袋下面顫動着的乳房仍在疼痛。乳房旁邊有一條難看的紫色斑痕沿着肋骨延伸到腋窩下面。

“腫脹的情況怎麼樣?”他問。

“不太嚴重。”

“哦,”他說,“很好。”

他好像是突然想起,然後說:“很高興告訴你,活組織檢查是良性的。”

我的第一反應僅僅是驚訝。“你已經確診了?”

“是的。我要求他們儘快做出診斷。一星期後我去看你,然後拆掉手術線,好嗎?”

“好的。”我說。然後,我仍在說:“謝謝,太感謝您了。”

掛了電話,我終於等到了一種深深的釋放感。我被寬恕了。我想讓淚水奪眶而出,我想放聲大笑,或者打電話告訴我的家人,我想出去散步、去讚美路旁的一切美好事物。但我只是站在廚房中央,一陣安詳而怪異的空寂讓我平靜下來,就像一片雲吹到了太陽前面,陽光無法通過窗子照進來。我曾經到達過緊張和莫名緊張的頂峰,抑制住呼吸。隨後,就像海浪轟然衝上沙灘又悄無聲息地消散般,焦慮不見了。我已經躲過了這一劫,正因如此,我心情激動萬分欣喜。但一種更微弱的感覺,一種令人恐懼的憂慮,已經迅速佔領了我的心靈。

我想知道,當我把那些好消息告訴我的病人們的時候,她們會是什麼感受。她們是為之慶祝呢,還是和我一樣也進入這種懸空的期待中,想知道“以後會怎麼樣”。她們是否會想,因為我把注意力轉移到了其他病人的問題上,所以我拋棄了她們,或者不屑於回答她們的提問,就像我的問題,無疑是模糊的而且難以清晰表達的,但又是棘手麻煩的。

和我的病人一樣,手術后的我面臨許多不確定因素。因為我已經得了鈣硬化,它是否還會在體內繼續發展?我是否應該停用雌激素呢?自從我做了子宮切除手術后,就一直在服用這種藥物,它會刺激乳房組織保持原狀,但是有些研究表明,這同時也會增加患癌症的風險性。如果我繼續服用雌性激素,那麼我是否需要六個月拍一次乳房X光照片而不是十二個月一次呢?還有一個問題,是一個我經常在半夜裏問自己的問題:我們不得不對其進行調整的一系列微小的不請自來的改變,它們是不是我衰老變化的開端?

我的問題無從找到答案。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相信醫生懂得一切,他們能治癒任何病症。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把我們交給他們。我終於體會到了,身體是不可預知並且是難以信賴的,任何變化都可能在體內瞬間發生,藥物只是在對抗疾病過程中不斷改進的假設集合,不同意見和經驗總結的堆積結果。所以我努力按照我告訴病人們的那樣去做:探究各種觀點,聽取專家意見,諮詢可以信賴的健康顧問,最後利用這些可以得到的信息做出最好的決定。當我們自己去尋找答案時,這條常規建議對女人來說就會顯得格外重要。當我翻閱雜誌尋找一些預防乳腺癌的信息時,埃萊諾在圖書館尋找巴氏測試異常的原因。當喬安娜試圖讓自己相信盆腔疼痛是出於生理原因時,萊拉則經常問她的朋友她要個孩子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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