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1〕

小峰兄：

收到了幾期《語絲》，看見有《魯迅在廣東》〔2〕的一個廣告，說是我的言論之類，都收集在內。後來的另一廣告上，卻變成“魯迅著”了。我以為這不大好。

我到中山大學的本意，原不過是教書。然而有些青年大開其歡迎會。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說，就聲明我不是什麼“戰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應該在北京，廈門奮鬥；但我躲到“革命後方”〔3〕的廣州來了，這就是並非“戰士”的證據。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4〕——他那時是委員——接着演說，說這是我太謙虛，就我過去的事實看來，確是一個戰鬥者，革命者。於是禮堂上劈劈拍拍一陣拍手，我的“戰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後，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誰去推辭？我只好咬着牙關，背了“戰士”的招牌走進房裏去，想到敝同鄉秋瑾〔5〕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么？

沒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罷。然而苦矣！訪問的，研究的，談文學的，偵探思想的，要做序，題籤的，請演說的，鬧得個不亦樂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說，因為它有指定的時候，不聽拖延。臨時到來一班青年，連勸帶逼，將你綁了出去。而所說的話是大概有一定的題目的。命題作文，我最不擅長。否則，我在清朝不早進了秀才了么？然而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轉合，上台去說幾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鐘為限。可是心裏還是不舒服，事前事後，我常常對熟人嘆息說：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來做洋八股了。

還有一層，我凡有東西發表，無論講義，演說，是必須自己看過的。但那時太忙，有時不但稿子沒有看，連印出了之後也沒有看。這回變成書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終於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裏面是怎樣的東西。現在我也不想拿什麼費話來搗亂，但以我們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許我實行下列三樣——

一，將書中的我的演說，文章等都刪去。

二，將廣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將這信在《語絲》上發表。

這樣一來，就只剩了別人所編的別人的文章，我當然心安理得，無話可說了。但是，還有一層，看了《魯迅在廣東》，是不足以很知道魯迅之在廣東的。我想，要後面再加上幾十頁白紙，才可以稱為“魯迅在廣東”。

回想起我這一年的境遇來，有時實在覺得有味。在廈門，是到時靜悄悄，後來大熱鬧；在廣東，是到時大熱鬧，後來靜悄悄。肚大兩頭尖，像一個橄欖。我如有作品，題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佔先用去了。〔6〕但好在我也沒有作品。

至於那時關於我的文字，大概是多的罷。我還記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不附體似的對我說道：“又在恭維你了！

看見了么？”我總點點頭，說，“看見了。”談下去，他照例說，“在西洋，文學是只有女人看的。”我也點點頭，說，“大概是的罷。”心裏卻想：戰士和革命者的虛銜，大約不久就要革掉了罷。

照那時的形勢看來，實在也足令認明了我的“紙糊的假冠”〔7〕的才子們生氣。但那形勢是另有緣故的，以非急切，姑且不談。現在所要說的，只是報上所表見的，乃是一時的情形；此刻早沒有假冠了，可惜報上並不記載。但我在廣東的魯迅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寫一點出來，給憎惡我的先生們平平心——

一，“戰鬥”和“革命”，先前幾乎有修改為“搗亂”的趨勢，現在大約可以免了。但舊銜似乎已經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書，已經託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題籤，已經撤換。

三，報上說我已經逃走，或者說我到漢口去了。寫信去更正，就沒收。

四，有一種報上，竭力不使它有“魯迅”兩字出現，這是由比較兩種報上的同一記事而知道的。

五，一種報上，已給我另定了一種頭銜，曰：雜感家。

〔8〕評論是“特長即在他的尖銳的筆調，此外別無可稱。”然而他希望我們和《現代評論》合作。為什麼呢？他說：“因為我們細考兩派文章思想，初無什麼大別。”（此刻我才知道，這篇文章是轉錄上海的《學燈》〔9〕的。原來如此，無怪其然。寫完之後，追注。）

六，一個學者〔10〕，已經說是我的文字損害了他，要將我送官了，先給我一個命令道：“暫勿離粵，以俟開審！”

阿呀，仁兄，你看這怎麼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鐵窗斧鉞風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縲紲之憂”〔11〕了。

“孔子曰：‘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怕未必有這樣僥倖的事罷，唉唉，嗚呼！

但那是其實沒有什麼的，以上云云，真是“小病呻吟”。

我之所以要聲明，不過希望大家不要誤解，以為我是坐在高台上指揮“思想革命”而已。尤其是有幾位青年，納罕我為什麼近來不開口。你看，再開口，豈不要永“勿離粵，以俟開審”了么？語有之曰：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此之謂也。

我所遇見的那些事，全是社會上的常情，我倒並不覺得怎樣。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幾個同我來的學生，至今還找不到學校進，還在顛沛流離。我還要補足一句，是：他們都不是共產黨，也不是親共派。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認得。

所以有一個，曾得到他的同鄉的忠告道：“你以後不要再說你是魯迅的學生了罷。”在某大學裏，聽說尤其嚴厲，看看《語絲》，就要被稱為“語絲派”；和我認識，就要被叫為“魯迅派”的。

這樣子，我想，已經夠了，大足以平平正人君子之流的心了。但還要聲明一句，這是一部分的人們對我的情形。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還和我來往，或要我寫字或講演的人，偶然也仍舊有的。

《語絲》我仍舊愛看，還是他能夠破破我的岑寂。但據我看來，其中有些關於南邊的議論，未免有一點隔膜。譬如，有一回，似乎頗以“正人君子”之南下為奇，殊不知《現代》在這裏，一向是銷行很廣的。相距太遠，也難怪。我在廈門，還只知道一個共產黨的總名，到此以後，才知道其中有CP和CY〔12〕之分。一直到近來，才知道非共產黨而稱為什麼Y什麼Y〔13〕的，還不止一種。我又彷彿感到有一個團體，是自以為正統，而喜歡監督思想的。〔14〕我似乎也就在被監督之列，有時遇見盤問式的訪問者，我往往疑心就是他們。但是否的確如此，也到底摸不清，即使真的，我也說不出名目，因為那些名目，多是我所沒有聽到過的。

以上算是牢騷。但我覺得正人君子這回是可以審問我了：

“你知道苦了罷？你改悔不改悔？”大約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對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問的。我的仁兄，你也許即是其一。

我可以即刻答覆：“一點不苦，一點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

土耳其雞〔15〕的雞冠似的彩色的變換，在“以俟開審”之暇，隨便看看，實在是有趣的。你知道沒有？一群正人君子，連拜服“孤桐先生”的陳源教授即西瀅，都捨棄了公理正義的棧房的東吉祥衚衕，到青天白日旗下來“服務”了。《民報》的廣告在我的名字上用了“權威”兩個字，當時陳源教授多麼挖苦呀〔16〕。這回我看見《閑話》〔17〕出版的廣告，道：

“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尤其不可不讀《閑話》！”這真使我覺得飄飄然，原來你不必“請君入甕”，自己也會爬進來！

但那廣告上又舉出一個曾經被稱為“學棍”的魯迅來，而這回偏尊之曰“先生”，居然和這“文藝批評界的權威”並列，卻確乎給了我一個不小的打擊。我立刻自覺：阿呀，痛哉，又被釘在木板上替“文藝批評界的權威”做廣告了。兩個“權威”，一個假的和一個真的，一個被“權威”挖苦的“權威”和一個挖苦“權威”的“權威”。呵呵！

祝你安好。我是好的。

魯迅。九，三。

※※※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語絲》周刊第一五一期。

〔2〕《魯迅在廣東》鍾敬文編輯，內收魯迅到廣州后別人所作關於魯迅的文字十二篇和魯迅的講演記錄稿三篇、雜文一篇。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3〕“革命後方”一九二六年七月國民革命軍自廣東出師北伐，因而當時廣東有“革命後方”之稱。

〔4〕指國民黨政客朱家驊，他當時任中山大學委員會委員（實際主持校務）。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大學生歡迎魯迅的大會上，他也藉機發表演說。

〔5〕秋瑾（1879？—1907）字璇卿，號競雄，別署鑒湖女俠，浙江紹興人。一九○四年留學日本，積极參加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先後加入光復會、同盟會。一九○六年春回國。一九○七年在紹興主持大通師範學堂，組織光復軍，準備與徐錫麟在浙、皖同時起義。徐錫麟起事失敗后，她於七月十三日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遇害。

〔6〕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創造社的主要成員，文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橄欖》是他的小說散文集，一九二六年九月創造社出版。

〔7〕“紙糊的假冠”這是高長虹嘲罵作者的話。

〔8〕指香港《循環日報》。引文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十一日該報副刊《循環世界》所載徐丹甫《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一文。

〔9〕《學燈》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二月四日創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停刊。《時事新報》當時是研究系的報紙。

〔10〕指顧頡剛。一九二七年七月，顧頡剛從漢口《中央日報》副刊看到作者致孫伏園信，其中有“在廈門那麼反對民黨……的顧頡剛”等語，他即致函作者，說“誠恐此中是非，非筆墨口舌所可明了，擬於九月中旬回粵后，提起訴訟，聽候法律解決”，並要作者“暫勿離粵，以俟開審”。參看《三閑集·辭顧頡剛教授令“候審”》。

〔11〕“縲紲之憂”《論語·公冶長》：“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長，孔丘弟子。縲絏，亦作縲紲，古時系罪人的黑色繩索。

〔12〕CP英文CommunistParty的縮寫，即共產黨；CY，英文CommunistYouth的縮寫，即共產主義青年團。

〔13〕指國民黨御用的反動青年組織。如L．Y．，即所謂“左派青年團”；T．Y．，即“三民主義同志社”。

〔14〕指所謂“士的派”（又稱“樹的黨”），國民黨右派“孫文主義學會”所操縱的廣州學生界的一個反動團體。按“士的”是英語Stick（手杖、棍子）的音譯。

〔15〕土耳其雞即吐綬雞，俗稱火雞。頭部有紅色肉冠，喉下垂紅色肉瓣；公雞常擴翼展尾如扇狀，同時肉冠及肉瓣便由紅色變為藍白色。

〔16〕《民報》一九二五年七月創刊於北京，不久即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查封。關於《民報》的廣告，。陳西瀅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志摩》中挖苦作者說：“不是有一次一個報館訪員稱我們為‘文士’嗎？魯迅先生為了那名字幾乎笑掉了牙。可是後來某報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權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17〕《閑話》陳西瀅發表在《現代評論》“閑話”專欄文章的結集，名為《西瀅閑話》，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海新月書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