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薔薇

——然而還是無花的

因為《語絲》（2）在形式上要改成中本了，我也不想再用老題目，所以破格地奮發，要寫出“新的薔薇”來。

——這回可要開花了？

——嗡嗡，——不見得罷。

我早有點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為主的。所談的道理是“我以為”的道理，所記的情狀是我所見的情狀。聽說一月以前，杏花和碧桃都開過了。我沒有見，我就不以為有杏花和碧桃。

——然而那些東西是存在的。——學者們怕要說。

——好！那麼，由它去罷。——這是我敬謹回稟學者們的話。

有些講“公理”的，說我的雜感沒有一看的價值。那是一定的。其實，他來看我的雜感，先就自己失了魂了，——

假如也有魂。我的話倘會合於講“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維持會”會員了么？我不也成了他，和其餘的一切會員了么？我的話不就等於他們的話了么？許多人和許多話不就等於一個人和一番話了么？

公理是只有一個的。然而聽說這早被他們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

這回“北京城內的外國旗”，大約特別地多罷，竟使學者為之憤慨：“……至於東交民巷界線以外，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那就不能借插用外國國旗，以為保護生命財產的護符。”（3）這是的確的。“保護生命財產的護符”，我們自有“法律”在。

如果還不放心呢，那麼，就用一種更穩妥的旗子：紅卍字旗（4）。介乎中外之間，超於“無恥”和有恥之外，——確是好旗子！

從清末以來，“莫談國事”的條子帖在酒樓飯館裏，至今還沒有跟着辮子取消。所以，有些時候，難煞了執筆的人。

但這時卻可以看見一種有趣的東西，是：希望別人以文字得禍的人所做的文字。

聰明人的談吐也日見其聰明了。說三月十八日被害的學生是值得同情的，因為她本不願去而受了教職員的慫恿。（5）說“那些直接或間接用蘇俄的金錢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他們自己可以挨餓，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呵！”（6）推開了甲而陷沒了乙，原諒了情而坐實了罪；尤其是他們的行動和主張，都見得一錢不值了。

然而聽說趙子昂的畫馬，卻又是鏡中照出來的自己的形相哩。

因為“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於是自然要發生“節育問題”了。但是先前山格夫人（7）來華的時候，“有些志士”（8）卻又大發牢騷，說她要使中國人滅種。

獨身主義現今尚為許多人所反對，節育也行不通。為赤貧的紳士計，目前最好的方法，我以為莫如弄一個有錢的女人做老婆。

我索性完全傳授了這個秘訣罷：口頭上，可必須說是為了“愛”。

“蘇俄的金錢”十萬元，這回竟弄得教育部和教育界發生糾葛了，因為大家都要一點。（9）這也許還是因為“老婆子女”之故罷。但這批盧布和那批盧布卻不一樣的。這是歸還的庚子賠款；是拳匪“扶清滅洋”，各國聯軍入京的餘澤。（10）那年代很容易記：十九世紀末，一九○○年。二十六年之後，我們卻“間接”用了拳匪的金錢來給“老婆子女”吃飯；如果大師兄（11）有靈，必將爽然若失者歟。

還有，各國用到中國來做“文化事業”的，也是這一筆款……。

五月二十三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語絲》周刊第八十一期。

（2）《語絲》文藝性周刊，最初由孫伏園等編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創刊；一九二七年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查禁，隨後移至上海續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魯迅是主要撰稿者和支持者之一，並於該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擔任編輯。參看《三閑集·我和〈語絲〉的始終》。這裏的“改成中本”，指《語絲》從八十一期起由十六開本改為二十開本。

（3）《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時事短評欄有《北京城內的外國旗》一文，作者署名“召”（燕樹棠），其中說到一九二六年春夏間國民軍與奉軍作戰和段祺瑞執政府崩潰期間，北京“東交民巷界線以外”有人掛外國旗的事。文中空談“條約法律”，把依附帝國主義的軍閥政客和普通民眾不加區別地一概斥之為“托借外國國旗的勢力”，說這是“無恥的社會心理”的表現。

（4）紅卍字旗當時軍閥王芝祥等用佛教慈善團體的名義所組織的世界紅卍字會的會旗。

（5）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八期關於三一八慘案的《閑話》中，誣衊死難的女師大學生楊德群說：“楊女士湖南人，……

平常很勤奮，開會運動種種，總不大參與。三月十八日她的學校出了一張佈告，停課一日，叫學生們都去與會。楊女士還是不大願意去，半路又迴轉。一個教職員勉強她去，她不得已去了。衛隊一放槍，楊女士也跟了大眾就跑，忽見友人某女士受傷，不能行動，她回身去救護她，也中彈死。”但事實上，當日女師大並未“叫學生們都去與會”，而是學生自治會向教務處請准停課一日。《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登有女師大學生雷榆、李慧等五人給陳西瀅的辯誣信，說明楊德群平時“實際參與種種愛國運動及其他婦女運動”，當日與同學們一同出校，“沿途散發傳單，意氣很激昂”，揭穿了陳西瀅造謠惑眾的險惡用心。

（6）“直接或間接用蘇俄的金錢”等，是陳西瀅誣衊當時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的話。他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四期發表的討論“節育問題”的《閑話》中說：“家累日重，需要日多，才智之士，也沒法可想，何況一般普通人，因此，依附軍閥和依附洋人便成了許多人唯一的路徑。就是有些志士，也常常未能免俗。……他們自己可以挨餓，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呵！就是那些直接或間接用蘇俄金錢的人，也何嘗不是如此。”

（7）山格夫人（M．Sanger）通譯山額夫人，美國人。自一九一四年起，她從新馬爾薩斯主義的觀點出發，積極提倡節制生育運動。

一九二二年四月曾來我國從事宣傳。

（8）“有些志士”指那些反對節育宣傳的人。如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晨報副刊》載署名懷素的《五千年之黃帝子孫從此絕矣》一文，曾引用安徽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校長鬍晉接的講演辭，其中說：“最新潮流之結果，果如何乎。吾一推究之，不禁毛髮森然，不寒而慄。蓋其結果，乃一極凶之現象，即‘家破種滅國亡’是也。”“而又有山額夫人之制育方法，制育藥品，以為其助緣。此種新文化，如不能普及，則亦幸耳。多普及一人，即滅此一人之種。多普及一家，即滅此一家之種。若真普及全國，恐五千年之黃帝子孫，從此絕矣。”

（9）關於教育部和教育界為“蘇俄的金錢”發生糾葛，一九二六年五月中旬，北洋政府教育部以首都教育經費困難，特向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借撥十萬元，並擬將此款按照預算平均分配給北京國立大學、公立中小學、教育部及其分設機關。而當時北京大學等國立九校教職員則反對這種分配方法，認為此款只能用於北京專門以上學校，因而和教育部發生糾葛。

（10）清末，我國北方爆發了以農民、手工業工人為主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義和團運動。他們採用落後迷信的組織方式和鬥爭方法，設立拳會，練習拳棒，因而被當時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誣衊為“拳匪”。

義和團開始提出的口號是“反清滅洋”，後來一些領導人把口號改為“扶清滅洋”。一九○○年（庚子），俄、德、美、英、法、日、意、奧八個帝國主義國家組織侵華聯軍，殘酷地鎮壓了義和團運動，並攻佔北京，迫使清王朝於一九○一年九月簽訂了賣國的《辛丑條約》，索取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巨額賠款，這就是所謂“庚子賠款”。十月革命后，蘇俄政府決定退還“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

（11）大師兄義和團中較小的頭領。義和團練拳，約以二十五人為一團，每團立一頭領，稱為大師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