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三藏取經記》等〔1〕

關於《三藏取經記》等〔1〕

關於《三藏取經記》等〔1〕

闊別了多年的SF〔2〕君,忽然從日本東京寄給我一封信,轉來轉去,待我收到時,去發信的日子已經有二十天了。但這在我,卻真如空谷里聽到跫然的足音〔3〕。信函中還附着一片十一月十四日東京《國民新聞》的記載,是德富蘇峰〔4〕氏糾正我那《小說史略》的謬誤的。

凡一本書的作者,對於外來的糾正,以為然的就遵從,以為非的就緘默,本不必有一一說明下筆時是什麼意思,怎樣取捨的必要。但蘇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經記》〔5〕的收藏者,那措辭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來說幾句話。

首先還得翻出他的原文來——

魯迅氏之《中國小說史略》蘇峰生

頃讀魯迅氏之《中國小說史略》,有云:

《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三卷,舊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內容悉同,卷尾一行雲“中瓦子張家印”,張家為宋時臨安書鋪,世因以為宋刊,然逮於元朝,張家或亦無恙,則此書或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這倒並非沒有聊加辯正的必要。

《大唐三藏取經記》者,實是我的成簣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經詩話》的袖珍本,則是故三浦觀樹將軍的珍藏。這兩書,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紅葉廣知於世,從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書中的高山寺的印記,又看高山寺藏書目錄,都證明着如此。

這不但作為宋槧的稀本;作為宋代所著的說話本(日本之所謂言文一致體),也最可珍重的的罷。然而魯迅氏卻輕輕地斷定道,“此書或為元人撰,未可知矣。”過於太早計了。

魯迅氏未見這兩書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見,則其為宋槧,決不容疑。其紙質,其墨色,其字體,無不皆然。

不僅因為張家是宋時的臨安的書鋪。

加之,至於成簣堂的《取經記》,則有着可以說是宋版的特色的闕字。好個羅振玉氏,於此早已覺到了。

皆(三浦本,成簣堂本)為高山寺舊藏。而此本(成簣堂藏《取經記》)刊刻尤精,書中栂字作栂,敬字缺末筆,蓋亦宋槧也。(《雪堂校刊群書敘錄》)

想魯迅氏未讀羅氏此文,所以疑是或為元人之作的罷。即使世間多不可思議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羅振玉氏對於此書,曾這樣說。宋代平話,舊但有《宣和遺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話》,《京本小說》,漸有重刊本。宋人平話之傳於人間者,至是遂得四種。因為是斯學界中如此重要的書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無用之業罷。

總之,蘇峰氏的意思,無非在證明《三藏取經記》等是宋槧。其論據有三——

一紙墨字體是宋;

二宋諱缺筆〔6〕;

三羅振玉〔7〕氏說是宋刻。

說起來也慚愧,我雖然草草編了一本《小說史略》,而家無儲書,罕見舊刻,所用為資料的,幾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於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錯誤,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師取經記》及《詩話》兩種,所見的卻是羅氏影印本,紙墨雖新,而字體和缺筆是看得出的。那後面就有羅跋,正不必再求之於《雪堂校刊群書敘錄》,我所謂“世因以為宋刊”,即指羅跋而言。現在蘇峰氏所舉的三證中,除紙墨因確未目睹,無從然否外,其餘二事,則那時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來了。

某朝諱缺筆是某朝刻本,是藏書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訣,只要稍看過幾部舊書的人,大抵知道的。何況缺筆的栂字的怎樣地觸目。但我卻以為這並不足以確定為宋本。前朝的缺筆字,因為故意或習慣,也可以沿至后一朝。例如我們民國已至十五年了,而遺老們所刻的書,驚字還“敬缺末筆”。非遺老們所刻的書,儀字玄字也常常缺筆,或者以甯代儀,以元代玄。這都是在民國而諱清諱;不足為清朝刻本的證據。京師圖書館所藏的《易林注》〔8〕殘本(現有影印本,在《四部叢刊》中),甯字儀字都缺筆的,紙質,墨色,字體,都似宋;

而且是蝶裝〔9〕,繆荃蓀〔10〕氏便定為宋本。但細看內容,卻引用着陰時夫的《韻府群玉》〔11〕,而陰時夫則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為不能據缺筆字便確定為某朝刻,尤其是當時視為無足重輕的小說和劇曲之類。

羅氏的論斷,在日本或者很被引為典據罷,但我卻並不盡信奉,不但書跋,連書畫金石的題跋,無不皆然。即如羅氏所舉宋代平話四種中,《宣和遺事》〔12〕我也定為元人作,但這並非我的輕輕斷定,是根據了明人胡應麟〔13〕氏所說的。而且那書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話都有,也不儘是“平話”。

我的看書,和藏書家稍不同,是不盡相信缺筆,抬頭,以及羅氏題跋的。因此那時便疑;只是疑,所以說“或”,說“未可知”。我並非想要唐突宋槧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過輕疑而已,至於“輕輕地斷定”,則殆未也。

但在未有更確的證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證明之後,就成為這樣的事:魯迅疑是元刻,為元人作;今確是宋槧,故為宋人作。無論如何,蘇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這滑稽劇,是未必能夠開演的。

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雜入一點滑稽輕薄的論調,每容易迷眩一般讀者,使之失去冷靜,墜入彀中,所以我便譯出,並略加說明,如上。

十二月二十日。

※※※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北新》周刊第二十一期。

〔2〕SF指日本福岡誠一。愛羅先珂的朋友,曾與愛羅先珂同在魯迅家中住過。《魯迅日記》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載:“得淑卿信,九日發,附福岡君函。”即指此信。

〔3〕跫然的足音語出《莊子·徐無鬼》:“夫逃虛空者,……

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通常便用“空谷足音”比喻難得的令人欣喜的消息。

〔4〕德富蘇峰(1863—1957)日本著作家。曾任參議院議員、東京國民新聞社社長。著有《人物管見》、《成簣堂閑記》等。

〔5〕《三藏取經記》即《大唐三藏取經記》。舊藏日本京都高山寺,后歸德富蘇峰成簣堂文庫。書缺第一卷的上半卷和第二卷。下文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舊藏日本高山寺,后歸大倉喜七郎。書缺上卷第一則和中卷第八則。兩書均為三卷,內容完全相同。

〔6〕缺筆從唐代開始的一種避諱方式,即在書寫或鐫刻本朝皇帝或尊長的名字時省略最末一筆。

〔7〕羅振玉(1866—1940)字叔蘊,別署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朝遺老。辛亥革命后,長期從事復辟活動;九一八事變后,在偽“滿洲國”做了漢奸。所著《雪堂校刊群書敘錄》,共二卷,一九一八年出版。

〔8〕《易林注》《易林》,西漢焦贛(延壽)撰,十六卷。京師圖書館(今北京圖書館)所藏殘本,實為元刊。《四部叢刊》中有全本,系借吳興蔣氏密韻樓影元寫本補足。《易林注》是後人的注本;作者這裏所說的《易林注》是元代人的注本。

〔9〕蝶裝即蝴蝶裝,圖書裝訂名稱。其法系將書葉反折,即有字的紙面相對摺疊,將中縫的背口粘連,再用厚紙包裝作封面。翻閱時,開展如蝴蝶的雙翅,故名。

〔10〕繆荃蓀(1844—1919)字筱珊,號藝風,江蘇江陰人,清光緒進士,藏書家、版本學家。著有《藝風堂藏書記》、《藝風堂文集》等。

〔11〕陰時夫陰幼遇,字時夫,元代江西奉新人。《韻府群玉》,是他所撰的一部類書,二十卷。

〔12〕《宣和遺事》即《大宋宣和遺事》。宋元間人作。分四集或前後二集,內容敘述北宋衰亡和南宋南遷臨安時期的史事。

〔13〕胡應麟(1551—1602)字元瑞,浙江蘭谿人,明代學者。

著有《少室山房筆叢》、《少室山房類稿》等。他說《宣和遺事》為元朝人所作的話,見《筆叢》卷四十一,魯迅已收入《小說舊聞鈔》的《大宋宣和遺事》條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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