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

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

《阿Q正傳》序

這在我是很應該感謝,也是很覺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國文學的王希禮(B.A.Vassi-liev)(2)先生的翻譯,竟得展開在俄國讀者的面前了。

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於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別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總彷彿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牆,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這就是我們古代的聰明人,即所謂聖賢,將人們分為十等(3),說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現在雖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卻依然存在,並且,變本加厲,連一個人的身體也有了等差,使手對於足也不免視為下等的異類。造化生人,已經非常巧妙,使一個人不會感到別人的肉體上的痛苦了,我們的聖人和聖人之徒卻又補了造化之缺,並且使人們不再會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們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種難到可怕的一塊一塊的文字;但我還並不十分怨恨,因為我覺得他們倒並不是故意的。然而,許多人卻不能藉此說話了,加以古訓所築成的高牆,更使他們連想也不敢想。現在我們所能聽到的不過是幾個聖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為了他們自己;至於百姓,卻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

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還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在將來,圍在高牆裏面的一切人眾,該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的罷,而現在還少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裏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

我的小說出版之後,首先收到的是一個青年批評家(4)的譴責;後來,也有以為是病的,也有以為滑稽的,也有以為諷刺的;或者還以為冷嘲(5),至於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裏真藏着可怕的冰塊。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讀者而不同,那麼,這一篇在毫無“我們的傳統思想”的俄國讀者的眼中,也許又會照見別樣的情景的罷,這實在是使我覺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於北京。魯迅。

著者自敘傳略

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6),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7)了,分在機關科(8)。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9)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10)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11)有很大的助力。我於是進了仙台(Send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12),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畫(13),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14)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后,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15)近幾年,我還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16)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Pennam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現在匯印成書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其餘還散在幾種雜誌上。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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