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不宣而戰的貨幣戰爭（上）
“我們就像狼群站在高高的山脊之上，俯視着一群麋鹿。泰國的經濟看起來與其說是一頭亞洲的小老虎，不如說更像一隻受傷的獵物。我們選擇病弱的（進行獵殺），是為了保持鹿群整體上更健康。”——美國時代周刊1997
本章導讀
眾所周知，誰能壟斷某種商品的供應，誰就能實現超級利潤。而貨幣乃是一種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誰能壟斷一國的貨幣發行，誰就擁有無法限量的賺取超級利潤的手段。這就是數百年來，為什麼國際銀行家要絞盡腦汁、處心積慮、無所不用其極地謀取壟斷一國的貨幣發行權的原因。他們最高的境界就是壟斷全世界的貨幣發行權。
為了確保控制世界貨幣發行這一金融戰略制高點，國際銀行家從70年代起，發動了一系列旨在鞏固美元信心、“肢解”發展中國家經濟、和打垮潛在競爭對手的貨幣戰爭，其最終的戰略目的就是：讓世界經濟“有控制地解體”，為完成一個由倫敦－華爾街軸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世界貨幣”和“世界稅收”奠定堅實的基礎。
請注意，國際銀行家是一個“超級特殊利益集團”，他們不忠於任何一個國家和政府，相反，他們控制國家和政府。他們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內利用美元和美國的力量，但是，當他們的準備工作就緒后，就可能隨時攻擊美元，從而製造世界範圍內1929年級別的經濟危機，以嚴重的危機促使和脅迫各國政府放棄更多的主權，施行區域貨幣和區域政府。
打擊中國的金融體系，毫無疑問的是他們的重中之重。對中國下手，決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什麼方式的問題。在這一點上，任何僥倖的想法都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他們可能採取的的戰略戰術和打擊日本的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首先是製造中國的超級資產泡沫，中國的經濟在他們的“幫助下”，將會有幾年的極度繁榮時期，類似於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然後他們將痛下殺手，實施“遠程非接觸式”的金融核打擊，打垮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將國際和國內資金嚇得四散奔逃。最後再以跳樓價收購中國的核心資產，並對中國經濟進行“徹底解體”，完成統一世界過程中的最艱難的一步。
當然，要想經濟上“肢解”中國，“民主化”是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沒有共產黨這個孫悟空，中國人民的唐僧肉吃起來就順當多了。
1.1973年中東戰爭：美元反擊戰
其實，1973年10月6日爆發的第四次中東戰爭並不是偶然的。同年5月的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年會上，84位國際銀行家、跨國公司巨頭和被選中的政客會商如何應付令人頭痛的失去黃金支撐的美元頹勢。戴維.洛克菲勒帶來了心腹謀士布熱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大家討論的結果是必須重振美元信心，奪回業已失控的金融戰場的主導權。
國際銀行家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計劃，讓國際油價上漲400%！
這一大膽的計劃將達成幾個目的：一方面，由於世界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結算，石油價格暴漲4倍，將導致世界各國對美元的需求激增，抵消美元失去黃金支撐后各國對美元拋售所產生的副作用。另一方面，由於前幾年“經濟刺客”們的出色工作，拉美和東南亞的許多國家已經中了過度貸款的狠招，一旦石油價格猛漲，美國順勢大幅提高利率，這些經濟落後而資源豐富的國家將成為一群肥美待宰的羔羊。
這個計劃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嫁禍於人”。挑動埃及和敘利亞進攻以色列，美國再公開支持以色列來激怒阿拉伯人，最後導致阿拉伯國家一怒之下對西方實行石油禁運，石油價格必將一飛衝天，而全世界的怒氣全部都發到了阿拉伯國家身上。國際銀行家們一面坐山觀虎鬥，一面清點着石油美元迴流的鈔票，不僅一舉挽回美元頹勢，重奪金融戰場主動權，還順手牽羊痛剪拉美印尼等國的羊毛。此計堪稱妙到毫顛。
縱觀歷史上國際銀行家的歷次出手，可以發現他們始終遵循着“最優算法”，每一次重大戰略行動都會同時達成3項以上的主要目標，用“一石三鳥”來形容也決不過分。國際銀行家從來就是打“組合拳”的高手。
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兩位國際銀行家的哼哈二將全力協同，整個事件發展完全不出所料。布熱津斯基出謀劃策，基辛格作為尼克遜政府的情報“沙皇”直接參与執行。威廉.恩格（WilliamEngdahl）在《世紀戰爭》一書中尖銳地指出：
“基辛格持續地壓制流向美國的（中東地區）情報，包括美國情報部門截獲的阿拉伯官員對戰爭準備的確認。華盛頓在戰爭期間和戰後基辛格著名的‘穿梭外交’都精確地執行了彼爾德伯格5月會議的路線。阿拉伯的石油生產國成為全世界泄憤的替罪羊，而盎格魯-美國的利益卻悄悄地躲在幕後。”
在基辛格的誘惑和威逼下，沙特是第一個與美國達成合作的歐佩克國家，用石油美元購買美國債券，從而實現“石油美元迴流”。然後基辛格過關斬將，到1975年，歐佩克的部長們同意只用美元進行石油結算。
世界貨幣於是進入了“石油本位”的時代。
石油價格暴漲導致了石油貿易結算對美元需求的暴漲，終於使美元在國際上重新獲得有力支撐。
從1949年到1970年世界石油價格一直穩定在1.9美元一桶。從1970年到1973年，油價逐步上升到3美元一桶。1973年10月16日戰爭爆發后不久，歐佩克將油價調高70%到5.11美元一桶。1974年1月1日，油價又上漲了一倍，到11.65美元。從1973年彼爾德伯格會議之前的油價到1974年1月，石油價格果然上漲了近400%。
1974年，不明就裏的尼克遜總統還試圖讓美國財政部向歐佩克施加壓力，讓油價回落，政府一名知道內情的官員在備忘錄中寫道：“銀行家把這個建議置之不理，而強調用‘石油美元迴流’的策略對付高油價，這是一個致命的決定。”
在隨後而來的高油價時代，造成了西方各國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人民儲蓄被大幅洗劫。更為不幸的是毫無防範意識的發展中國家，恩格解釋道：
“石油價格400%的暴漲對於以石油為主要能源的經濟造成了很大衝擊。大多數缺乏石油資源的經濟體，突然碰到了出乎意料和難以支付的400%的進口能源成本，還不必說農業使用的從石油而來的化肥等的成本上升。
1973年，印度的貿易是順差，處在一個健康的經濟發展狀態。到1974年，印度的外匯儲備為6.29億美元，卻要支付兩倍於此的進口石油費用，即12億4100萬美元。同樣到1974年，蘇丹、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非洲和拉丁美洲，一個國家接着一個國家面臨著貿易赤字。據IMF統計，1974年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赤字達到了350億美元，這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並不奇怪的是，這個赤字總和恰好相當於1973年的4倍，也就是說與石油價格上漲成比例。
70年代初期強勁的工業生產和貿易，被1974年到1975年世界範圍內的工業與貿易萎縮所取代，其嚴重程度是二戰結束以來之最。”
70年代中，許多正在實施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已經陷入對世界銀行低息貸款的
嚴重依賴，石油價格猛漲使得這些國家的大量資金被高油價所吞噬。
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要麼停止工業化進程，從而無法償還世界銀行過量的貸款，要麼就得向世界銀行借更多的錢來購買石油和償還巨額債務的本息。
而與IMF聯手作套的國際銀行家早已張網以待，IMF開出一些列苛刻的援助條件，再強逼着這些稀里糊塗就倒了大霉的發展中國家喝下著名的“IMF四副良藥”，即國家核心資產私有化、資本市場自由化、基本生活要素市場化和自由貿易國際化，大部分國家喝下這幾副葯非死即傷，個別抵抗力強的國家也落得元氣大傷，民貧國弱。
就在發展中國家掙扎着到處借美元進口昂貴的石油時，又一個晴天霹靂在等待着他們。
2.保羅.沃爾克：世界經濟“有控制地解體”
“沃爾克當選（美聯儲主席）是因為他是華爾街的人選。這是他們的開價。為人所知的是他很聰明和保守，不為人所知的是他即將掀起一場巨變。”
歷史學家查爾斯.吉斯特
1973年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戴維·洛克菲勒為了加強北美、西歐和日本金融界之間的關係，在布熱津斯基的倡議和協助下組建了一個名叫美、歐、日三邊委員會的團體。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均是北美、西歐和日本的一些大銀行家、大企業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並在紐約、巴黎、東京分別設了三個總部，由這三個地區各出一人擔任主席。紐約總部的主席理所當然是戴維·洛克菲勒，作為戴維·洛克菲勒的心腹謀士的布熱津斯基便成為這個總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執行主任。布熱津斯基有個在哥倫比亞大學當教授的好友，叫迪安·臘斯克，是佐治亞州人，甘迺迪·約翰遜掌管白宮時曾擔任國務卿。他向布熱津斯基建議邀請佐治亞州州長卡特參加三邊委員會，並一再讚美卡特的創業魄力和政治遠見。
在臘斯克的熱情撮合下，布熱津斯基同卡特見了兩面。布熱津斯基一眼就相中了卡特，認定此人日後必成大器，自然很想將他網羅在身邊，但以卡特當時的職位和聲望要想成為三邊委員會的成員，在執行委員會表決時恐很難通過。於是，布熱津斯基便當面向戴維·洛克菲勒先生作了推薦，着力將卡特大大稱讚了一番。三邊執行委員會主席採納了他的意見，並親自提名。就這樣，小小的佐治亞州州長吉米·卡特的名字被列入三邊委員會美國成員的名單中。這是他五年後能跨上白宮的台階所邁出的至關重要的一大步。在卡特1977年入主白宮之後，他的“入黨介紹人”布熱津斯基順理成章地成為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助理，實際上是代表國際銀行家進行“攝政”，其角色與尼克遜時代的基辛格類似。
1978年，美聯儲主席職位出缺，這可是國際銀行家非常看重的一個要角，戴維·洛克菲勒向卡特力薦手下名將保羅.沃爾克擔當此任，卡特總統無法拒絕這一要求。
紐約時報稱“沃爾克的任命得到了波恩、法蘭克福和瑞士的歐洲銀行的認可”，熊氣瀰漫已久的紐約股票市場還少有地上升了9.73點，美元在國際市場上一下子堅挺起來。
自從1933年尤金·梅耶（EugeneMeyer）從美聯儲辭職以來，國際銀行家族的成員已經全部從金融市場的第一線撤到了幕後，他們主要通過嚴格挑選美聯儲紐約銀行行長的人選來控制美聯儲的運作。沃克爾非常符合他們的選擇條件。他早年就讀於普林斯頓和哈佛，后赴倫敦經濟學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進一步深造，50年代擔任美聯儲紐約銀行的經濟學家，後到大通曼哈頓任經濟學家，60年代在財政部工作，在尼克遜時代是廢除金本位的主要操盤手之一。1974年開始擔任美聯儲紐約銀行行長的重要位置，實際負責美聯儲的全盤運作。
1978年11月9日，意氣風發的沃爾克在英國沃維克大學（WarwickUniversity）發表的一篇演講中透露：“世界經濟中某種程度的‘有控制的解體’是80年代的一項合理的目標。”
問題是，解誰的體？如何解體？
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嚴重負債的第三世界國家，其次是蘇聯與東歐。
沃爾克上任伊始便祭起打擊“世界範圍的通貨膨脹”這面光鮮的大旗，與緊密同盟英國一道使美元借貸變得昂貴無比。美元拆借利息平均值從1979年的11.2%一口氣漲到1981年的20%，基本利率（Primerate）更高達21.5%，國債衝上17.3%。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於1979年5月當選，她發誓“要把通貨膨脹從經濟中驅除出去”，她上任僅一個月就把基準利率從12%在12個星期之內提高到17%，在如此之短的時間之內把所有行業的借貸成本猛然提高42%，在和平時期的工業化國家中可謂史無前例了。她也因此贏得了“鐵娘子”的稱號。
在“反通貨膨脹”的大旗下，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人民和商業承受着痛苦的代價，美國和英國的銀行家卻大發利市。
削減政府開支、減稅、開放行業管制、打破工會力量等口號響徹雲天，沉重債務負擔之下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哀鴻遍地，死傷枕藉。此時，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已經由彼爾德伯格1973年5月會議時的1300億美元，暴漲了5倍，到1982年時達到了驚人的6120億美元。當美國和英國在“反通貨膨脹”的口號下，突然將利率提高到20%左右的時候，發展中國家的巨額債務在如此驚人的“高利貸”壓榨之下，已經使他們註定成為國際銀行家刀板上的魚肉了。毫無金融戰爭防範意識的亞非拉國家將為他們的疏忽付出慘痛的代價。
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在1982年9月30日的聯合國會議上指出，IMF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還債嚴加監督，他敦促發展中國家應該使出口產品“更吸引西方”，只有“自由貿易”才能拯救他們，還有加大出售他們原材料的力度能加快債務清償的過程。
墨西哥總統波提羅（LopezPortillo）則針鋒相對地指出，英美國際銀行家的策略就是要使高利率和與之相隨的低原材料價格這對“剪刀的雙刃來扼殺一些發展中國家已經取得的建設成就，並泯滅其餘國家取得進步的可能。”他進一步威脅要帶領發展中國家停止債務支付。他指出：
“墨西哥和其它第三世界國家不能夠按照與現實情況差異巨大的條件來按時償還債務。我們發展中國家不願意成為（西方國家的）附庸。我們不能夠癱瘓我們的經濟或讓我們的人民陷入更悲慘的境地來償還這些債務，在沒有我們參與的情況下，這些債務償還的費用已經漲了3倍，我們對此沒有責任。我們旨在消除飢餓、疾病、無知和依賴方面的努力並沒有造成國際危機。”
不幸的是，波提羅在聯合國發言后僅2個月就被國際銀行家看中的人選所取代，IMF作為“維護貸款秩序的警察”插手墨西哥債務清償，恩格這樣描述了這段歷史：
“現代歷史上最具規模的有組織搶劫行動開始了，其規模遠超20年代的類似活動。與西歐或美國媒體精心掩飾的情況正相反，債務國償付了好幾遍欠債，他們正是以血和‘一磅鮮肉’來償還給現代紐約和倫敦的夏洛克們的。1982年8月以後發展中國家不再還債並非實情。他們的頭上被頂着槍，在IMF的威逼下，簽署了銀行家們美其名曰‘債務解決方案’的協議，參與的都是著名的紐約花旗銀行或大通銀行。”
IMF的貸款只有在債務國簽署了一系列“特別條款”之後才能得到，這些條款包括：削減政府開支，提高稅收，貨幣貶值。然後債務被重新延展，發展中國家還需要再支付一筆“服務費”給國際銀行家，並被記入債務的本金中。
墨西哥被迫削減對醫藥、食品、燃油、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政府補貼，同時比索被貶值到令人慘不忍睹的程度。1982年年初，在波提羅總統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之下，比索對美元比價為12比1，而到1989年，比索對美元已貶到2300比1，墨西哥經濟已經事實上被國際銀行家們“有控制地解體”了。
據世界銀行統計，從1980年到1986年，世界一百多個債務國僅向國際銀行家支付利息一項就高達3260億美元，本金償付又支付了3320億美元，總共發展中國家為4300億美元（1980年）的債務支付了6580億美元的費用。儘管這樣，到1987年，109個債務國還欠國際銀行家13000億美元。在如此驚人基礎上進行利滾利，只怕發展中國家永遠沒有還清債務的時候了。於是，國際銀行家與IMF就開始對債務國實施破產清償。接受銀行家“債務解決方案”的國家被迫以跳樓價出賣大量核心資產，如自來水、電力、天然氣、鐵路、電話、石油、銀行等。
人們終於見識到國際銀行家所策劃的世界經濟“有控制地解體”具有何等地殺傷力！
3.世界環保銀行（WorldConservationBank）：要圈地球30%的陸地
在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深陷債務泥潭之際，國際銀行家開始策劃一個更大的行動，其方式超乎普通人想像力的極限，正常智力的人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環境保護”竟然是一個更大圖謀的切入點。
如果不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就不可能明白國際銀行家令人眼花繚亂的“組合拳”的巨大威力！
1963年8月初，美國中西部的一個著名大學裏，一位化名為“約翰.竇”（JohnDoe）的社會學教授，接到一個華盛頓打來的電話，邀請他參加一項秘密研究課題，參與該計劃的15名專家都是美國著名大學的頂尖學者。“約翰.竇”教授帶着好奇來到了一個名叫“鐵山”（IronMountain）的地方報到。“鐵山”靠近紐約州的哈德迅城（Hudson），這裏有當年冷戰期間為防禦蘇聯核打擊而修建的巨大的地下設施，幾百家美國最大公司的總部都在此處設有臨時辦公地點。這些公司包括：新澤西的標準石油公司，殼牌石油公司和漢諾威製造信託公司等。如果核戰爭爆發，這裏將成為美國最重要的商業運作中心，以確保核戰爭之後，美國商業體系仍然能夠生存下來。平時，這裏是這些公司儲存機密文件檔案的地方。
這個神秘的研究小組要研究的課題是，如果世界進入了“永久和平”階段，美國將面臨什麼樣的挑戰，以及美國的對應策略。這項研究工作持續了2年半的時間。
1967年，這個15人的課題組完成了一份絕密報告，這份報告的作者們被政府要求對該報告嚴格保密。但是，其中的“約翰.竇”教授覺得這份報告實在太重要了，不應該向公眾隱瞞。他於是找到著名作家裏歐.萊文（LeonardLewin），在里歐.萊文的幫助下，這本名叫《來自鐵山的報告》（ReportFromIronMountain）被戴爾出版公司（DialPress）於1967年正式出版。該書一經面世，立刻震驚美國社會各界。大家都在猜到底誰是“約翰.竇”。該報告被認為是當時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RobertMcNamara）策劃，麥克納馬拉是外交協會的成員，後來擔任世界銀行行長。運作的研究機構被認為就是哈德迅研究所（HudsonInstitute），該機構的創始人赫曼.凱恩（HermanKahn）也是外交協會成員。
對於這次泄密事件，約翰迅的國家安全特別助理羅斯托（Rostow）立刻站出來進行緊急“消毒”，他指出該報告純屬子虛烏有。同樣是外交協會成員亨利·魯斯（HenryLuce）控制下的《時代》也說該報告是“巧妙的謊言”。該報告究竟是真是假，美國社會到今天仍然爭論不休。
不過，1967年11月26日，《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Post）曾經在《書評》欄目中介紹過這本書。介紹該書的就是哈佛大學著名教授加布雷斯（JohnKennethGabraith），他也是外交協會成員，在文章中他指出他有第一手的信息證明該報告是真實的，因為他本人就在被邀請之列。後來儘管他沒能參加這個項目的工作，但該項目一直在向他諮詢各種問題，他也被告知要對外保密。“我願意將我個人的名譽擔保這個文件（‘鐵山報告’）的真實性，我也願意證實它的結論的有效性。我有所保留的只是將它公佈給沒有準備的公眾是否明智。”後來加布雷斯曾在其他媒體上兩次重申該報告的真實性。
那麼，該報告究竟有什麼驚人的結論，讓“精英們”如此緊張呢？
原來，該報告詳實地透露了“世界精英們”對未來世界的發展規劃。報告的基本宗旨就是，不討論對與錯的問題，也不考慮自由與人權之類的空洞概念，一切諸如意識形態、愛國主義和宗教立場都不佔有任何位置，這是一份“純粹客觀”的報告。報告開宗明義地指出：
“持續的和平，儘管從理論上說並非不可能，但是卻不具有可持續性。即便（和平的目標）是可以達到的，它也肯定不是一個穩定社會的最佳選擇戰爭是我們社會穩定的一種特殊功能。除非其他替代方式能夠被發展出來，否則戰爭系統應該被保持和強化。”
報告認為，只有在戰爭時期，或者是在戰爭的威脅之下，人民最有可能服從政府而沒有怨言。對敵人的仇恨和被征服與劫掠的恐懼，使人民更能夠承受過重的稅負和犧牲，戰爭又是人民強烈情緒的催化劑，在愛國、忠誠和勝利的精神狀態下，人民可以無條件地服從，任何反對意見都會被認為是背叛行為。相反，在和平情況下，人民會本能地反對高稅收政策，討厭政府過多干預私人生活。
“戰爭系統不僅是一個國家作為獨立政治系統存在的必要因素，對於政治穩定也是必不可少的。沒有戰爭，政府統治人民的‘合法性’就會出現問題。戰爭的可能性提供了一個政府能夠擁有權力的基礎。歷史上不勝枚舉的例子表明，失去戰爭威脅可信性的政權，最終導致了權力瓦解，這種破壞作用來源於個人利益膨脹、對社會不公的怨恨，和其它解體因素。戰爭的可能成為保持社會組織結構的政治穩定因素。它保持了社會階層分明，保證了人民對政府的服從。”
但是該報告認為，傳統的戰爭方式也有其歷史的局限性，在這種狀態之下，世界政府的大業將難以實現，特別是在核戰爭時代，戰爭爆發變成了一種難以預測和風險極大的問題。考慮到該研究正是在古巴導彈危機之後不久開始進行的，當時和蘇聯核大戰的陰影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者們的心態。
問題是，如果一旦世界出現了“永久和平”，美國社會的出路何在呢？這正是這個秘密研究小組要追尋的答案。
換句話說，他們需要為美國找到一個能夠替代“戰爭”的新方案。經過謹慎的研究，專家們提出，替代戰爭的新方案必須同時具備3個條件：（1）在經濟上，必須是“浪費”的，最少需要消耗每年GDP的10%；（2）必須是一種和戰爭危險類似的、大規模的、可信的重大威脅；（3）必須提供人民強迫性服務於政府的合乎邏輯的理由。
要同時滿足這三大條件，也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專家們先是想到“向貧困宣戰“。貧困問題雖然足夠龐大，但是不具備足夠的恐懼感，所以很快被放棄了。另一個選擇是外星人入侵，雖然足夠恐怖，但在60年代還缺乏可信度，於是又被放棄了。最後大家想到了“環境污染”，它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事實，具備可信度，在對環境污染的宣傳上下下功夫，足以達到核戰爭之後世界末日的恐怖程度；不斷地污染環境的確是在經濟上非常“浪費”的；人民忍受高稅收和降低生活質量，接受政府干預私人生活，為的是“拯救地球母親”，非常符合邏輯。這實在是一個絕妙的選擇！
經過科學地估算，環境污染問題要達到在世界範圍內引起強烈危機的時間大約為一代半左右，即20－30年。報告的發表時間是1967年。
20年後
1987年9月，世界野生環境保護委員會（WorldWildernessCongress）第四次大會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召開，來自60多個國家的2000名代表參加了這一次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1500名代表驚訝地發現，一份名為《丹佛宣言》（DenverDeclarationforWorldwideConservation）的文件已經為他們準備好了。
《丹佛宣言》指出：
“因為新的資金必須被籌集起來以擴大環境保護的活動範圍，我們應該創造出一種新的銀行模式，以便將對環境管理的國際援助與受援國的資源管理的需求加以整合。”
這種新的銀行模式就是“世界環保銀行”的方案。
與以前類似會議迥然不同的是，一大批國際銀行家出席了這次會議，為首的就是艾德蒙·羅斯切爾德（EdmundDeRothschild）男爵，戴維.洛克菲勒和美國財政部長傑姆斯.貝克（JamesBaker）。這些超級大忙人居然在一個環保會議上盤桓了整整6天，向大會介紹和推銷“世界環保銀行”的金融方案。
艾德蒙·羅斯切爾德在大會上發言將這個“世界環保銀行“稱為”第二個馬歇爾計劃”，它的建立將把發展中國家從債務泥潭中“拯救”出來，同時還能保護生態環境。
請注意，截止1987年，發展中國家的全部債務高達13000億美元。
世界環保銀行的核心概念就是“以債務替換自然資源”（Debt-for-NatureSwap）。國際銀行家們計劃將發展中國家的1萬3000億美元的債務進行再貸款，將債務轉到世界環保銀行賬上，債務國將瀕臨生態危機的土地作抵押，從世界環保銀行那裏得到債務延長和新的軟貸款（SoftCurrencyLoan），被國際銀行家圈出的發展中國家的“生態土地”遍佈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總面積高達500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5個中國的面積，佔地球陸地面積的30%!
70年代發展中國家向IMF和國際銀行家的貸款絕大多數沒有抵押品，僅以國家信用為憑證，當債務危機爆發后，國際銀行家不太容易進行破產清償。當這些債務轉到世界環保銀行頭上后，國際銀行家們賬目上原本很難看得呆帳一下變成了優質資產。由於世界環保銀行擁有着土地作為抵押，一旦發展中國家無法清償債務，這些被抵押的大面積土地在法律上就屬於世界環保銀行了，而控制着世界環保銀行的國際銀行家們就順理成章的成為大片肥沃土地的實際擁有者。以人類圈地運動的規模來看，世界環保銀行堪稱前無古人。
為了如此巨大的利益，就難怪如羅斯切爾德和洛克菲勒這般人物也要“關心”此次環保大會長達6天之久。
巴西財政部高級官員克斯塔博士（JosePedrodeOliveiraCosta）在聽到羅斯切爾德的世界環保銀行提議之後，一夜未眠。他認為，如果環保銀行提供軟貸款，在短期內可能對巴西的經濟有幫助，至少經濟發動機可以再度啟動，但是從長遠來看，巴西無論如何是無法償還這些貸款的，最終的結果就是作為貸款抵押品的風水寶地亞馬遜地區將不再為巴西所擁有。
被抵押的資源還不僅限於土地，水源和其它地面和地下的自然資源也在被抵押之列。
世界環保銀行的名稱比較扎眼，最終以全球環境基金（GlobalEnvironmentFacility）的名義於1991年成立，由世界銀行負責管理，而美國財政部是世界銀行最大的股東。國際銀行家們的長遠規劃目前正在逐步實施。
4.金融核彈：目標東京
“日本在國際上已經積累了巨額財富，而美國則欠下了空前的債務。里根總統所追求的軍事上的優勢只是一種幻覺，它是以喪失我們在世界經濟中的放貸者地位為代價的。儘管日本企圖繼續躲在美國的陰影里悄悄地發展壯大，事實上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級的銀行家。
日本崛起為世界主導的金融強權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
1987年索羅斯
當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將國際放貸者的地位讓與美國時，同時失去的是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地位。國際銀行家對這一事件當然記憶猶新，東亞國家的經濟在二戰以後的迅速崛起，給倫敦華爾街的銀行家們敲響了警鐘，一切可能阻撓和破壞由他們主導的世界政府和世界統一貨幣的任何潛在競爭對手，都必須嚴加防範。
日本作為亞洲最先起飛的經濟體，無論是經濟增長的質量、工業產品出口競爭力、還是財富積累的速度和規模，都迅速達到讓國際銀行家驚恐的程度。用克林頓時代的美國財政部長薩莫斯（LawrenceSummers）的話說，“一個以日本為頂峰的亞洲經濟區造成了大多數美國人的恐懼，他們認為日本對美國所構成的威脅甚至超過了蘇聯”。
日本戰後以模仿西方產品設計起家，然後迅速降低生產成本，最後反過來佔領歐美市場。日本在60年代已經開始在汽車工業中大規模使用工業機械人，將人工失誤率降到幾乎為零。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得美國生產的8缸耗油轎車很快就被日本物美價廉的省油車打得落花流水。美國在低技術含量的汽車工業中，已經逐漸喪失了抵抗日本車進攻的能力。進入80年代以來，日本的電子工業突飛猛進，索尼、日立、東芝等一大批電子企業從模仿到創新，三下五除二就掌握了除中央處理器之外的幾乎所有集成電路和計算機晶片的製造技術，在工業機械人和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之下，重創了美國電子和計算機硬件行業，日本甚至達到了美國製造的導彈必須使用日本晶片的程度。一度美國幾乎人人相信，東芝、日立收購美國的IBM和英特爾只是時間問題，而美國的產業工人則擔心日本的機械人會最終搶走自己的飯碗。
美英在80年代初實施的高利率政策固然挽救了美元的信心，同時痛宰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眾多發展中國家一把，但高利率也嚴重殺傷了美國的工業實力，造成了日本產品80年代大舉進佔美國市場的局面。
當日本舉國沉浸在一片“日本可以說不”的欣快感高潮之時，一場對日本金融的絞殺戰已在國際銀行家的部署之中了。
第八章不宣而戰的貨幣戰爭（中）
1985年9月，國際銀行家終於開始出手了。由美英日德法5國財長在紐約廣場賓館（PlazaHotel）簽署了“廣場協議”，目的是讓美元對其它主要貨幣“有控制”地貶值，日本銀行在美國財長貝克的高壓之下，被迫同意升值。在“廣場協議”簽訂后的幾個月之內，日元對美元就由250日元比1美元，升值到149日元兌換1美元。
1987年10月，紐約股市崩盤。美國財政部長貝克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加壓力，讓日本銀行繼續下調利率，使得美國股市看起來比日本股市更有吸引力一些，以吸引東京市場的資金流向美國。貝克威脅說如果民主黨上台將在美日貿易赤字問題上嚴厲對付日本，然後貝克又拿出胡羅卜，保證共和黨繼續執政，老布殊定會大大地促進美日親善，中曾根低頭了，很快日元利率跌到僅有2.5%，日本銀行系統開始出現流動性（Liquidity）泛濫，大量廉價資本湧向股市和房地產，東京的股票年成長率高達40%，房地產甚至超過90%，一個巨大的金融泡沫開始成型。
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貨幣兌換髮生的這種劇烈變化，將日本的出口生產商打得五臟六腑大出血，為了彌補由於日元升值所導致的出口下降的虧空，企業紛紛從銀行低息借貸炒股票，日本銀行的隔夜拆借市場迅速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心。到1988年，世界前10名規模最大的銀行被日本包攬。此時，東京股票市場已經在3年之內漲了300%，房地產更達到令人瞠目的程度，東京一個地區的房地產總盤子以美元計算，超過了當時美國全國的房地產總值。日本的金融系統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本來，如果沒有外部極具破壞性地震蕩，日本也許可能以和緩的緊縮逐漸實現軟着陸，但是日本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是一場國際銀行家不宣而戰的金融絞殺行動。
鑒於日本金融實力的強大，如果在傳統的常規金融戰場上取勝並無必勝的把握，要對日本金融系統進行致命的一擊，就必須動用美國剛研製出來的金融核彈：股票指數期貨（StockIndexFutures）。
1982年，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hicagoMercantileExchange）最早“研製”成功股票指數期貨這一威力空前的金融武器。它本是用來搶奪紐約證券交易所生意的工具，當人們在芝加哥買賣對紐約股票指數信心時，不必再向紐約股票交易商支付傭金。股票指數無非就是一組上市公司的清單，經過加權計算得出的數據，而股票指數期貨就是賭這個清單上的公司的未來股票價格走勢，買賣雙方都不擁有，也不打算擁有這些股票本身。
股票市場玩的就是信心二字，大規模做空股指期貨必然導致股票市場崩盤，這一點已經在1987年10月的紐約股市暴跌中得到有效驗證。
80年代日本的經濟騰飛使日本人多少產生了一股目空四海的優越感。當日本股票價格高到沒有一位理智的西方評論家能夠理解的程度時，日本人仍然有大量理由相信自己是獨一無二的。一名當時在日本的美國投資專家這樣說道：“在這裏有一種日本股市不可能下跌的信念，在87、88年，甚至89年時仍然是這樣。他們覺得有一種非常特別的東西存在於他們的（股票）市場中，存在於整個日本民族之中，這種特殊的東西能夠使日本違背所有存在於世界各地的規律。”
在東京的股票市場上，保險公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投資者。當國際銀行家們派出的摩根斯坦利和所羅門兄弟公司等一批投資銀行作為主要突擊力量深入日本時，他們手握大量現金四處尋找潛在的目標，他們的公文包里塞滿了“股指認沽期權”（StockIndexPutOption）這種當時在日本聞所未聞的金融新產品。日本的保險公司正是對此頗有興趣的一幫人，在日本人看來，這些美國人必定是腦子裏進了水，用大量現金去買根本不可能發生的日本股市暴跌的可能，結果日本保險業爽快地承諾下來。雙方賭的就是日經指數的走向，如果指數下跌，美國人賺錢，日本人賠錢，如果指數上升，情況正好反過來。
可能連日本的大藏省也無法統計到底有多少這樣的金融衍生合同在股市暴跌之前成交，這種無人察覺的“金融病毒”，在一個幾乎沒有監管的、秘密的、類似櫃枱交易的地下市場上，在一片繁榮的虛幻中蓬蓬勃勃地迅速蔓延着。
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達到了歷史巔峰，日經指數衝到了38915點，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權終於開始發威。日經指數頓挫。1990年1月12日，美國人使出了殺手鐧，美國交易所突然出現“日經指數認沽權證”（NikkeiPutWarrants）這一新的金融產品，高盛公司從日本保險業手中買到的股指期權被轉賣給丹麥王國，丹麥王國將其賣給權證的購買者，並承諾在日經指數走低時支付收益給“日經指數認沽權證”的擁有者。丹麥王國在這裏只是讓高盛公司借用一下她的信譽，對高盛手中的日經指數期權銷售起着超級加強的作用。該權證立刻在美國熱賣，大量美國投資銀行紛紛效仿，日本股市再也吃不住勁了，“日經指數認沽權證”上市熱銷不到一個月就全面土崩瓦解了。
股票市場的崩潰率先波及到日本的銀行業和保險業，最終是製造業。日本的製造業從前可以在股票市場上以比美國競爭對手至少便宜一半的成本籌集資金，這一切都隨着股票市場的低迷而成為昨日黃花。從1990年算起，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十幾年的衰退，日本股市暴跌了70%，房地產連續14年下跌。在《金融戰敗》一書中，作者吉川元忠認為就財富損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戰敗的後果幾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後果相當。
威廉.恩格在評價日本在金融的潰敗時是這樣說的：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美國從前的敵人——日本更加忠實和積極地支持里根時代的財政赤字和巨額花銷的政策了。甚至連德國都不曾那樣對華盛頓的要求無條件的滿足過。而在日本人看來，東京忠誠和慷慨地購買美國國債、房地產和其它資產，最終換來的報償竟是世界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金融災難。”
2006年夏，美國新任財政部長保爾森訪華，當聽到他熱情洋溢地“祝中國成功”時，人們背後不禁冒出絲絲寒氣。不知他的前任貝克當年拉着日本首相中曾根的手時，是不是也說過同樣的話。
5.索羅斯：國際銀行家的金融黑客
長久以來，世界各地的媒體都把索羅斯刻劃成天馬行空的“獨行俠”或“特立獨行”的金融天才，關於他的種種傳說更是為他憑增了幾分神秘色彩，格魯曼曾開玩笑地認為這個正反讀起來都一樣的姓（SOROS）就與眾不同。
索羅斯果真獨往獨來，僅憑他一人的“金融黑客天才”就單挑英格蘭銀行，力撼德國馬克，橫掃亞洲金融市場？
恐怕只有大腦簡單的人才會相信這樣的傳奇。
索羅斯橫掃世界金融市場的量子基金註冊在加勒比海的荷蘭屬地安地列斯群島的避稅天堂克拉考（Carucao），從而可以隱匿該基金的主要投資者和資金調度蹤跡，這裏也是國際上最重要的販毒洗錢中心。
鑒於美國證券法規定沖基金的“複雜”（SophisticateInvestors）投資人不得超過99名美國公民，索羅斯煞費苦心地確保這99名超級富豪中沒有一個是美國人。在這樣一個離岸對沖基金中，索羅斯甚至不在董事會成員之中，只是以“投資顧問”的名義參與基金的運作。不僅如此，他還選擇了以他在紐約設立的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FundManagement”）的名義擔當這個顧問職務。如果美國政府要求他提供該基金運作的詳細情況，他可以聲稱自己僅僅是名投資顧問以推諉責任。
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可不簡單。他的董事會包括：
董事，理查·凱茲（RichardKatz），凱茲是倫敦羅斯切爾德銀行的董事和羅斯切爾德家族意大利米蘭銀行的總裁。
董事，尼斯·托布（NilsTaube）是倫敦銀團St.JamesPlaceCapital的合伙人，它的主要運作者也是羅斯切爾德家族。
董事，倫敦時報的專欄評論家威廉·里斯-莫格（WilliamLordRess-Mogg），也是羅斯切爾德家族控制下的St.JamesPlaceCapital的合伙人。
董事，艾德格.皮西托（EdgardePicciotto）是瑞士私人銀行中最有爭議的人物，被稱為“日內瓦最聰明的銀行家”。皮西托的鐵哥們包括紐約共和銀行（RepublicBankofNewYork）的擁有者沙夫拉（EdmundSafra），這個沙夫拉已經被美國執法部門確認與莫斯科銀行犯罪集團有關，並被瑞士官方認定涉及土耳其和哥倫比亞的毒品洗錢活動。
在索羅斯的“圈子”里還包括瑞士的著名投機商馬克·里其（MarcRich）和特爾·艾維（TelAviv），以色列情報部門的軍火商沙爾.艾森堡（ShaulEisenberg）。
索羅斯與羅斯切爾德圈子的秘密關係使得他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強大最秘密的金融集團的馬前卒。
羅斯切爾德家族不僅曾經是英國倫敦金融城的霸主，以色列的創建者，國際情報網絡的祖師爺，華爾街5家最大銀行的後台，世界黃金價格的制定者（LondonGoldFix），現在仍然主掌着倫敦華爾街軸心的運作。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擁有多少財富，當羅斯切爾德和其他國際銀行家把世界首富耀眼的聚光燈打到比爾.蓋茨和股神巴菲特身上時，他們自己高出“首富們”幾個數量級的財富正躲藏在瑞士或加勒比海的離岸賬戶上待機而動。
索羅斯與美國的精英圈子關係也非同一般，他在美國著名的軍火合同商凱雷投資集團（CarlyleGroup）中投入了1億美元的私人資金，該集團包括老布殊、美國前財政部長傑姆斯.貝克等重量級人物。早在80年代，索羅斯就與一些美國政界要人，如前國務卿布熱津斯基、馬德.奧布賴特等人一起創辦了“國家民主捐助基金”（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這一組織實際上是由中央情報局（CIA）與私人資本合資建立的。
在國際銀行家們的調教之下，索羅斯從90年代起在世界金融市場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風暴。索羅斯的每一次重要行動都體現出國際銀行家們的重大戰略意圖，其核心就是促使世界各國經濟“有控制的解體”，以最終完成在倫敦-華爾街軸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貨幣”的準備工作。
80年代初，國際銀行家基本上實現了拉丁美洲和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有控制地解體”，80年代中後期，又成功地遏制了日本金融勢力的擴張。在控制住亞洲的局面后，歐洲重新成為國際銀行家重點關注的地區，搞垮東歐和蘇聯就成為他們下一個主攻方向。
承受這一重要使命的索羅斯搖身一變成為了著名“慈善家”，在東歐和前蘇聯地區大量成立各種基金會，這些基金會都是比照他在紐約成立的“開放社會協會”為模式，倡導極端非理性的個人自由的理念，比如在他所資助的中歐大學（CentralEuropeanUniversity），面對生活在社會主義體制之下的年輕人推銷主權國家的概念是邪惡的和反“個人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是萬靈藥，對社會現象的理性分析都是“專制主義”的。這個學校的主題演講往往是諸如“個人與政府”之類的內容，這些教育思想自然受到了美國外交協會的高度稱讚。
美國著名評論家吉列斯·埃瑪瑞（GillesdeAymery）精確地描述了索羅斯們和他們所“慷慨”資助的國際組織的真實意圖：
“在合法性和人道主義面紗背後，人們總是可以發現同樣一幫億萬富豪的‘慈善家’以及他們所資助的各種組織，如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協會’，福特基金會，美國和平協會，國家民主捐助基金，人權觀察，國際大赦組織，世界危機組織等。在這些人中間，索羅斯最為顯眼，他就像一隻巨大的章魚將觸角伸向了整個東歐、東南歐、高加索地區和前蘇聯各共和國。在這些組織的配合下，（索羅斯）不僅可以塑造而且可以製造新聞，公共議程和公眾觀點，以控制世界和資源，推動美國製造的完美的世界統一的理想。”
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過程中，索羅斯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在波蘭，索羅斯基金對團結工會奪取國家政權居功至偉，對新波蘭的頭三位總統有着直接影響力。
索羅斯與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花旗銀行副總裁安諾·魯丁（AnnoRuding）、哈佛教授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Sachs），一同炮製了讓東歐和前蘇聯一劑斃命的“振蕩療法”。索羅斯自己是這樣總結這一療法的：
“我考慮到必須展現出政治體制變化會導致經濟改善。波蘭就是一個可以嘗試的地方。我準備了一些列廣泛的經濟改革措施，它包括3個組成部分：看緊貨幣、調整結構和債務重組。我認為三個目標同時完成要好於單獨實施。我主張一種宏觀經濟的債務與股份置換。”
調整產業結構相當於對宏觀經濟秩序進行全面手術，同時卻偏偏要緊縮貨幣供應，等於動大手術卻拒絕給病人輸血，最後的結局當然是經濟徹底解體，生產嚴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直線下降，工業企業成片倒閉，大量工人失業，社會動蕩加劇。
此時，正是國際銀行家以“債轉股”在吐血大甩賣時，輕鬆收購這些國家的核心資產。波蘭、匈牙利、俄羅斯、烏克蘭，一個接一個痛遭洗劫，致使這些國家的經濟20年未能恢復元氣。！！與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弱小無力反抗的情況完全不同的是，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擁有着強大到讓美國無法安睡的軍事力量，在軍事實力仍然強大的狀態下遭到有組織的瘋狂搶劫，這在人類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索羅斯這種滅人之國不用流血的高超手段才是他真正厲害之處。看來欲滅一國先亂其心確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
6.阻擊歐洲貨幣的“危機弧形帶”
按下了葫蘆又冒起了瓢，當東歐和蘇聯“有控制的解體”戰略目標基本達成之後，從來就被排除在權力最核心之外的老歐洲的核心德國與法國變得不安分起來。在失去了蘇聯這一龐大的外來威脅之後，立刻就想要另起爐灶搞歐元，與英美金融勢力互別苗頭。歐元一旦建立起來，勢必形成對美元體系的霸權產生嚴重的動搖作用。倫敦-華爾街軸心與德法同盟之間的貨幣衝突日趨激烈。！！！問題的根源就在1971年布雷頓體系的解體造成了世界貨幣體系的嚴重失序。在黃金間接本位的布雷頓體系之下，世界主要國家的貨幣匯率幾乎是高度穩定的，各國貿易和財政也不存在嚴重失衡的問題，因為赤字的國家勢必流失真正的國家財富，從而使該國銀行體系信貸能力下降，自動導致緊縮和衰退，消費出現萎縮，進口勢必下降，貿易赤字消失。當人民開始儲蓄，銀行資本開始增加，生產規模擴大，貿易出現順差，社會總財富增加。這一優美的自然循環和控制系統被1971年以前的全部人類社會實踐反覆驗證過，嚴重的赤字根本無處藏身，貨幣風險對沖幾乎毫無必要，金融衍生工具不存在生存的條件。在黃金制約之下，所有的國家都必須誠實和刻苦的工作來積累財富，這也就是國際銀行家厭惡黃金的根本原因。
當失去黃金這一定海神針之後，國際貨幣體系自然大亂，在經過人為製造的“石油危機”造成對美元的強烈需求之下，再由79年以來的超高利率，美元才逐漸站穩了腳跟。作為世界各國的儲備貨幣的美元，其價格如此上竄下跳，而其操縱權完全掌握在倫敦-華爾街軸心的手上，被迫跟着坐貨幣過山翻滾車的歐洲國家自然滿腹苦水。於是，70年代末，德國財政部長施密特（HelmutSchmidt）找到法國總統德斯坦（GiscarddEstaing）商量建立歐洲貨幣系統（EuropeanMonetarySystem）來消除歐洲國家之間貿易中令人頭痛的匯率不穩定問題。
1979年歐洲貨幣系統開始運轉，並且效果良好，尚未加入的歐洲國家紛紛表示了加入的興趣。對於這個系統未來可能演變成歐洲統一貨幣的憂心，開始強烈地困擾着倫敦-華爾街的精英圈子。
更令人不安的是從1977年開始，德國和法國就開始插手歐佩克事務，他們計劃向特定的石油輸出國提供高技術產品和幫助這些國家實現工業化，作為交換條件，阿拉伯國家保證西歐長期穩定的石油供應，並將石油收入存進歐洲的銀行體系。倫敦方面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德法的另起爐灶的計劃，在所有努力全部失敗后，拒絕加入歐洲貨幣系統。
德國當時還有更大的圖謀，那就是最終完成統一大業，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德國勢必最終主導歐洲大陸。為此目的，德國開始接近蘇聯，準備和蘇聯保持溫和而互利的關係與合作。
為了對付德法的企圖，倫敦-華爾街的謀士們提出了“危機弧形帶”（ArcofCrisis）這一理論，其核心就是放出伊斯蘭激進勢力，使中東產油地區動蕩起來，其餘波甚至可以波及蘇聯南部的穆斯林地區，此計既打擊了歐洲與中東的合作前景，阻礙了歐洲統一貨幣的步伐，又牽制了蘇聯，並為美國今後軍事介入海灣地區做了準備，實在是有一石三鳥之效。
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和國務卿萬斯果然把事情辦得很漂亮，中東形勢出現嚴重動蕩，1979年伊朗爆發革命，世界出現第二次石油危機。其實，世界上從未出現過真正的石油供應短缺，伊朗中斷的每天300萬桶石油的缺口，完全能夠由美國嚴密控制之下的沙特與科威特的產量補足。倫敦華爾街的石油兼金融寡頭任由油價暴漲，當然也是為了進一步刺激美元的需求量，他們一手把持着石油產業，一手控制着美元發行，有時左手出招，右手獲利增加，有時則是相反，通過兩手交替運作，世界豈有不地覆天翻之理！
布熱津斯基的另一手高招就是打“中國牌”，1978年12月美國正式與中國建交，中國不久又重回聯合國。這一手嚴重刺激了蘇聯，蘇聯立刻覺得四面皆敵，東面有北約，西邊是中國，南面還有“危機弧形帶”。激靈靈打了個冷戰的蘇聯立刻中斷了與德國原本就脆弱的合作關係。
當1989年11月柏林圍牆倒掉，德國人歡慶統一的時候，華爾街卻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美國的經濟學家這樣評價道：
“確實，當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歷史被書寫的時候，分析家可能會把柏林圍牆的坍塌比作令人長期恐懼的日本地震一般的金融震蕩。這堵牆的倒掉意味着數千億美元的資本會流向一個60餘年來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無足輕重的地區。
儘管德國近年來並不是美國主要的外來投資國家，自從1987年以來，英國成為了美國最大的投資國，但是美國人不應該掉以輕心的是，如果沒有得到德國的大量儲蓄，英國是不可能對美國進行如此規模的投資的。”
倫敦方面的感受更加強烈一些，戴卓爾的謀士們甚至驚呼“德國第四帝國”出現了。倫敦星期日電訊報的編輯在1990年7月22日這樣評論道：
“讓我們假設統一后的德國將會成為一個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我們再假設統一的德國教導俄國也成為一個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事實上，這樣的威脅只會更大。即便一個統一的德國決心按照我們的規則進行競爭，這個世界上有誰能有效地阻止德國奪走我們的權柄呢？”
1990年夏天，倫敦方面組建了新的情報部門，大幅增加對德國的情報活動。英國的情報專家強烈建議美國的同行們應該從東德的舊情報人員中招募成員，來建立美國在德國的情報“資產”。
德國方面對俄羅斯最終支持德國統一心存感激，決心幫助俄羅斯重建癱瘓的經濟。德國財長設想着未來新歐洲美好的前景，一條現代化的鐵路連接起巴黎、漢諾維和柏林，最終通到華沙和莫斯科，統一的貨幣，水乳交融的經濟體，歐洲再也不會有戰火和硝煙，只有夢幻一般的未來。但這決不是國際銀行家們的夢想，他們考慮的是如何打垮馬克和尚未成型的歐元構想，決不能讓新德國重建成功。
這就是90年代初在倫敦-華爾街策劃之下，索羅斯阻擊英鎊和里拉的大背景。
1990年，英國政府居然不顧倫敦金融城的反對，悍然加入歐洲貨幣兌換體系（ERM），眼看歐元體系逐漸成型，日後必然會成為倫敦-華爾街軸心的重大隱患，
國際銀行家於是策劃各個擊破的打法，欲將歐元體系絞殺在搖籃之中。
1990年柏林圍牆被推倒了，德國重新實現統一。隨之而來的巨額開支卻是德國始料不及的，德國央行不得不提高利息對付通貨膨脹的壓力。在同一年加入歐洲貨幣兌換體系的英國情況也不太好，通貨膨脹率是德國的3倍，利率高達15%，80年代的泡沫經濟正瀕臨破滅。到1992年，英國和意大利由於雙赤字壓力，貨幣已呈現出明顯高估的態勢，以索羅斯為首的投機商瞧准這一機會於1992年9月16日發起總攻，做空英鎊的總價值高達100億美元，到晚上7點，英國宣佈投降，此役索羅斯斬獲高達11億美元，一舉將英鎊和里拉踢出了歐洲貨幣兌換體系。緊接着，索羅斯乘勝進軍想一鼓作氣擊潰法郎和馬克，在這次高達400億美元的豪賭中，並沒有佔到便宜。索羅斯能夠以25倍的槓桿借到數額如此龐大的資金，其背後實力強大的秘密金融帝國起着決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