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

因為小說需要,所以以下歷史有幾點改動.望各位看官不必太在意,畢竟小說只是一個娛人娛自的精神產物,和原歷史沒有任何牽涉與可比性,本文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虛構.

唐朝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節度使的安祿山趁唐朝內部空虛**，聯合同羅、奚、契丹、室韋、突厥等民族組成共15萬士兵，號稱20萬，以“憂國之危”、奉密詔討伐楊國忠為借口在范陽起兵。當時唐代承平日久，民不知戰，河北州縣立即望風瓦解，當地縣令或逃或降。天寶十五年佔領長安、洛陽，進入安史之亂的最高峰。

唐玄宗於十一月十五日派使畢思琛往東都洛陽募兵防守。安祿山的大軍雖然遇上阻礙，但由於楊國忠的無能，使安祿山於同年十二月十二就攻入洛陽。東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盧奕不肯投降，被俘後為安祿山所殺，河南尹達奚珣投降安祿山。負責守衛洛陽的安西節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勢，堅守潼關不出。可是因為唐玄宗聽了監軍宦官的誣告，以“失律喪師”之罪處斬封常清、高仙芝。天寶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祿山在洛陽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

唐室處死封常清、高仙芝之後，任命哥舒翰為統帥，鎮守潼關。由於地勢之險，唐室本可利用此一優勢暫時死守，保衛京師。可是由於唐玄宗與楊國忠想儘快平定亂事，迫其領20萬大軍出戰，最後以失敗收場。潼關一破，都城長安震驚，失陷在即。唐玄宗於六月十三日凌晨逃離長安，到了馬嵬坡（今陝西興平市西北23里）途中將士飢疲，六軍不發，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請殺楊國忠父子和楊貴妃。楊國忠被亂刀砍死，玄宗命令高力士縊死楊貴妃。后兵分二路，玄宗入蜀。

太子李亨在靈州自行登基，是為唐肅宗，後世史家認為“馬嵬之變”是一場“有計劃的兵變”。郭子儀被封為朔方節度使（靈州，在今寧夏吳忠市區），奉詔討伐，次年郭子儀上表推薦李光弼擔任河東節度使，聯合李光弼分兵進軍河北，會師常山（河北正定），擊敗安祿山部將史思明，收復河北一帶。

唐肅宗至德二載（757年）正月忽傳安慶緒殺父安祿山，自立為帝，年號載初。命史思明回守范陽，留蔡希德等繼續圍太原。同年，長安為唐軍收復，安慶緒自洛陽敗逃退據鄴（今河南安陽），其部將李歸仁率精銳及胡兵數萬人，潰歸范陽史思明,至此安祿山失蹤.

因契丹、同羅等族組成的精兵大部歸史思明，安慶緒謀除史思明，史思明遂以所領13郡及兵8萬降唐，唐封他為歸義王，任范陽節度使。

唐廷對史思明不放心，策劃消滅他，不料計劃外泄，史思明復叛，與安慶緒遙相聲援。

乾元元年（758年）安慶緒為郭子儀等統兵20餘萬所圍困，后增至60萬。次年得史思明之助，大敗唐九節度使之60萬軍，其圍遂解。宦官魚朝恩讒毀，子儀被召還長安，解除兵權，處於閑官。不久安慶緒被史思明所殺，史思明接收了安慶緒的部隊，兵返范陽，稱“大燕皇帝”。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軍內訌，再傳史思明為其子史朝義所殺，內部離心，屢為唐軍所敗。寶應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繼位，並借回紇兵收復洛陽，史朝義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僕固懷恩率朔方軍追擊史朝義。

寶應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獻莫州投降，送史朝義母親及妻子於唐軍。史朝義率五千騎逃往范陽，史朝義部下李懷仙獻范陽投降。史朝義無路可走，於林中自縊死，而續安祿山後史思明也相續失蹤,歷時七年又兩個月的安史之亂結束。

唐廷任命田承嗣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節度使，李懷仙為盧龍（今河北北部）節度使，李寶臣為成德（今河北中部）節度使，薛嵩為相衛節度使，此後唐朝進入藩鎮割據的局面。

安史之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統治階級和人民的矛盾，統治者內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開元時期，社會經濟雖然達到空前繁榮，出現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時由於封建經濟的發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莊田，恣行兼并，莫懼章程”，以至“黎甿失業，戶口凋零，忍棄枌榆，轉徙他土”。均田制破壞，均田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統治集團日益腐化。從開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過着縱情聲色的生活，楊貴妃一家勢傾天下，任意揮霍，宮中專為貴妃院織錦刺繡的工匠就達七百人，楊貴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錢就上百萬。楊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開，僭擬官掖。車馬仆御，照耀京邑，遞相誇尚。每構一堂，費千萬計”。統治階級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使廣大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亂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後期，“口有蜜、腹有劍”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入宰相達十九年之久。他在職期間排斥異已，培植黨羽，“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人且為引重”。繼他上台的楊貴妃之兄楊國忠，更是一個“不顧天下成敗”，只顧循私誤國之人，他公行賄賂，妒賢忌能，驕縱跋扈，不可一世。奸臣當道，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尤其是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爭權奪利，成了安史之亂的導火線。此外，西北派軍閥哥舒翰與東北派軍閥安祿山之間，也素有裂隙。內外交錯，使唐玄宗後期統治階級內部君與臣、文臣與武將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

民族之間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亂爆發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隋唐以來，河北北部幽州一帶雜居着許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敗突厥以後，又遷徙許多突厥人在這一帶居住。他們的習尚與漢人不同，互相歧視，安祿山正是利用這點拉攏當時的少數民族上層，作為反唐的親信。史稱安祿山於天寶十三載（754年）亂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將軍和中郎將。在他的收買下，當地少數民族竟把安祿山和史思明視為“二聖”。

中央和地方軍閥勢力之間的矛盾，則是促成安史之亂最為重要的因素。由於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壞，從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這些召募來的職業軍人受地方軍閥的收買籠絡，和將領形成一種特殊的盤根錯節、牢不可分的關係。加之，開元以後，在邊防普遍設立節度使制度，他們的權力越來越大，至於“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財賦”，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寶元年（742年），邊軍不斷增加，達到四十九萬人，佔全國總兵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東北和西北邊境，僅安祿山所掌范陽等三鎮即達十五萬人。而中央軍則不僅數量不足，而且質量太差，平時毫無作戰準備，打起仗來，不堪一擊。地方軍閥的日益強大，與中央政權矛盾日深，到天寶末年，終於爆發成為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的性質是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更具體說，是唐中央政府與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鬥爭。安史之亂的首領們雖曾利用了人民對唐王朝的反抗情緒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這並不能影響這次叛亂的根本性質。另一方面，在戰亂中由於安史叛軍對人民的殘暴行徑，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顏杲卿、平原太守顏真卿以及張巡、許遠的死守睢陽等的反抗鬥爭，這些局部地區反暴政的鬥爭是正義的，但同樣也絲毫不能改變整個戰爭的性質。